1949年10月3日，张奚若(左三)陪同陈毅视察清华

　　1947年，《清华周刊》请张奚若为36周年校庆题词，他挥笔写就：“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专职做大学教授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他的教学获得了学生和同事的极高评价。身为政治学系主任，每逢学期开始，他都亲自指导学生选课，并在每个学生选完课的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上课时，他头戴礼帽，架一副宽黑边眼镜，手持拐杖，给人的印象是：严肃乐观，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治学是要投资的

　　张奚若(1889~1973)，字熙若，自号耘，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人，著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学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曾任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职；1929年8月应聘来清华任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张奚若认为，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他对教书的要求十分严谨，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课上，他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也随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下课之后，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参考书，这是一项繁重的作业。因为他不主张多读教科书，而特别注重阅读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必读的。

　　张奚若是不轻易写作的，留下来的著作不多，但发表的 《社约论考》、《主权论》、《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法学家王铁崖回忆1931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时的感受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

　　陈岱孙评价张奚若是一个 “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物”。《张奚若文集》中所收集的发表于 1927年~1946年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属于“时评”和“政论”，集中表达了他关心国运、鞭挞腐朽的强烈心情，和不畏强权、不顾一身安危的非凡勇气。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蒋介石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1946年，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他猛烈抨击反动当局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

　　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

　　1932年6月，张奚若在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会上代表教授会向学生致辞，提出三点意见：“奋斗、续学、耐劳”；尤其是关于 “耐劳”，“这一点是特别对本校同学说的。我们常听到校外人对清华的批评，都说清华的同学，成绩的确比别的学校好些，但是缺点在不能吃苦，不肯吃苦”。所以，“我希望诸位出校之后，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把个人的享受看轻些”。

　　张奚若在多次场合都对青年人提出期望，热情地给予鼓励，“保持你们的理想，善用你们的勇气”。他还注意引导广大青年“思想的方向和技能的应用，都要朝着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人民的福利”。他还说：“举凡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重要设施，必须以人民为出发点，而且以人民为归宿。我们今日若谈社会问题，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重要、最基本、最后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看到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治时代到来，便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国家名称时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等提案，他认为这些名称都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最终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在他的坚持下，会议还同意保留《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作为国歌的歌词。

　　1952年~1958年间，张奚若担任教育部部长，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订《小学生守则》等。1949年~1973年，他还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在推动中法、中日建交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奚若终其一生，始终以全体人民的福利为中心目标，保持仗义执言、坦诚耿直的作风，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往大处着眼做学问，为社会服务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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