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

　　1961年 4月 1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地来到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副部长刘杰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王淦昌没有犹豫，当即回答：“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从他心里迸发出来的，他从此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后来他被国家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实验物理学领域翱翔

　　1907年 5月 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县枫塘湾，父母都在他未成年时过世。1920年他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在物理系学习。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王淦昌在清华学习期间，亲历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这逐渐使这位热血青年成熟起来。1926年3月18日，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罪行一起上街游行，却遭到了反动政府的大屠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三·一八”惨案。王淦昌也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义愤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他找到老师叶企孙倾诉，叶先生告诉他：“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像历史上汉朝、唐朝那样先进、那样强大，谁敢欺侮我们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这句话有如醍醐灌顶，让他牢记在心间。

　　他努力学习，不再是为了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后天勤奋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战乱中的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为祖国核事业舍生忘死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作，1961年 4月王淦昌受命秘密地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当时还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别自己的家和亲人，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1964年 10月 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原子弹成功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这里也有他的心血。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之后又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人们称王淦昌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为高科技事业呕心沥血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王淦昌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积极推进中国核科学的发展，在他倡导下我国相继建设了秦山和大亚湾核电站。

　　为了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于1986年 3月2日，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天后，邓小平在上面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 “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1998年6月，王淦昌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称号；1998年12月 10日他在北京逝世。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愿以身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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