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 教 育 家 潘 光 旦(1899～1967)，与清华有着极密切的关系。1913年～1922年，他在清华学校做学生，是学习和成长的 9年；1934年～1952年，他在清华社会学系任教授，是授业和服务的18年。在这期间，他还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0年(1936年～1946年)、秘书长2年(1939年～1941年)、图书馆主任(后改称馆长)14年。

　　形似龙 气如虹 德能容 志于通

　　潘光旦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多个学科，在清华社会学系讲授过 6门课程：家庭演化、家庭问题、优生学、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史、儒家之社会思想。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后，他又在民族学研究上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绩。他的为人，与刻在他自制老竹根烟斗上的十二字铭文是相当吻合的，那就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早年在清华上学时，潘光旦因运动而致腿伤，后来由于结核菌侵入膝盖而不得已锯掉右腿。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打击，但他最终克服困难，竟从未缺席同学们的周末郊游，在1934年秋他还走了20公里山路攀上北京妙峰山顶。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说：“坚强的意志力，使他的精神比一个正常的人，显得更为富有生意。”

　　梁实秋认为潘光旦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其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冰心则评价他是 “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他是费孝通的良师兼益友，费孝通回忆道：“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

　　做学问要抓住不放 日积月累

　　潘光旦认为，治学就是四个字 “抓住不放”；做学问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须要一点一点日积月累的。堆聚既多，自有豁然贯通的一天。别的事也许可以速成，但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根本不能速成。他还认为以囫囵吞枣的方式取得的所谓成就，对个人或许有些益处，但对学问本身和社会而言，则是害多而利少。

　　1953年初，潘光旦开始对“土家”进行研究，他博览史籍，通阅地志，搜读笔记，遍求经、辞、诗、集。在文献研究之外，他还执著地寻找深入“土家”地区从事社会调查的机会。1956年他和同事前往湖南等地，在26个调查工作日中访谈了70多个调查对象，其中包括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中学、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师，基层一般干部，以及警卫、轿工和过往行人等。

　　他在晚年决心通读二十四史，将其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全部勾划出来，整理成一套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资料汇编。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尚未出版时，眼睛又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他耐住寂寞，依靠放大镜，对每部正史从头读起，完成了这一堪称浩大的工作。2005年，《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一书终于出版问世。

　　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

　　潘光旦曾对向他求教的学生说过：“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读书、买书可以说是他的一种癖好、生活习惯。他从不积蓄金钱，收入大部分用来买书，以至于存折上只有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布满了好几间屋子。虽然他时常以“藏书在图书馆里都找不出来”为耀，但临终却把所有藏书都无偿地赠给了中央民族学院。

　　潘光旦在清华图书馆任上更是延伸了他的爱书情结，秉承“以适用为主，不存偏见，不究版本，不专收买太贵却不常用之书”的购书原则，亲自多方奔走网罗收购图书。《潘光旦文集》收录他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函36件，而其中与图书馆事务有关的达21件之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书和清华图书馆所倾注的大量心血。

　　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培养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潘光旦认为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因为人格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各有异同，所以他特意强调是每一个人的人格，而非空洞的和笼统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是要去假我以成真我，去偏蔽之我以成通达之我，去私我、小我以成公我、大我。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和潘光旦的共识，《大学一解》、《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两文是他们共同的作品，都是由梅贻琦先拟好提纲，由他代为写成的。他还认为大学的院系多了有交流的好处，如理、工、农、医的学生能多得一些文、法的涵养，而文、法的学生也可以多些真正唯物的精神。

　　潘光旦在教育上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倡 “位育之道”。位育取自《中庸》，意为“安其所，遂其生”，接近 于 西 方 进 化 论 中adaptation的概念，即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演化。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主张：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

　　潘光旦一生对学问孜孜以求，以认真做学问、做事、做人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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