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诚

　　他，曾是一位温良谦逊的青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面，如猛然警醒的睡狮般怒吼起来”。

　　他，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赤手空拳地走到浩瀚的群众大海中去，进行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工作，直至把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立起来”。

　　他，为了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努力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29岁的年轻生命实践了“我这支蜡烛，不要求点得时间长，只要求点得亮”的诺言。

　　他，就是优秀的清华学子和杰出的革命战士杨学诚。

　　青年学子的觉醒

　　1915年8月8日，杨学诚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得以在亲友的资助下读完高中，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进入清华大学后，杨学诚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同学的眼中，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沉默寡言，很少参加课外活动，每天只知“挟着课本、规规矩矩地按时到图书馆用功”。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一步步逼近华北，而国民党政府步步妥协退让的政策，更加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7月，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之后，日本人得寸进尺，加紧了策划华北自治的步伐。华北正处于沦丧的边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广大的师生们纷纷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这年暑假前后，同学们发现杨学诚变了。在阅览室，常常会看到他专心致志阅览报纸的身影，华北时局的变化同样牵动着他的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破家亡的时刻，杨学诚觉醒了，他毅然走出书斋，自觉勇敢地投身于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中。从此，一个热心参加救亡运动，遇到危险、困难挺身而出的杨学诚出现在了同学们面前。

　　在救亡运动中成长

　　杨学诚踊跃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运动。之后，1936年1月4日，他又随清华50多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深入华北农村，去发动群众，到广大群众中播散抗日的种子。

　　1936年5月，杨学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他开始担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从此，杨学诚将个人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紧联在了一起，在党组织的引导、教育下，他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7年5月，他与黄敬、李昌等人赴延安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回北平后，杨学诚任北平市委学委书记、西城区委书记。

　　同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受中共北平市委委托，杨学诚和蒋南翔等人留下来负责筹划和组织北平学生党员的撤退工作，他先后建立和领导了济南、南京的平津同学会工作。9月，杨学诚率平津流亡学生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并担任了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工委青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又创建和领导了湖北青年救国团，把大批爱国青年聚集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湖北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将武装人民、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列为党的中心任务。8月，杨学诚任鄂中特委书记。之后，受党组织委派，他前往鄂中应城汤池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当时的鄂中是一个党组织基础非常薄弱的地区。面对重重困难，杨学诚这位学生出身、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年轻干部，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一腔革命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的战场上去，用他过人的智慧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不长的时期内，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杨学诚和陶铸等人一道，深入基层，发动一切力量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在他们的不懈努力和领导下，由一支只有13人、8条步枪的应城抗日游击队，逐渐发展成为有数千之众的强大武装力量。这为日后新四军第五师和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杨学诚也在严酷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 “深思熟虑、冷静沉着”、“独当一面工作”的优秀干部。

　　在鄂中建立革命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五、六年中，杨学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他工作的边区离家乡不远，但他却无暇看望、无钱接济孤苦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敌后长期的艰苦斗争使他积劳成疾。1943年初，杨学诚从鄂南敌后返回江北时，已经身染重病，但他仍抱病坚持工作。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说：“我这支蜡烛，不要求点得时间长，只要求点得亮。”听到他病倒的消息后，母亲和弟妹赶来看他。为了不增加组织的负担，杨学诚要他们赶快回家。母亲临走时，组织上想给点路费，也被他拒绝了。

　　1944年3月7日，杨学诚在部队转移途中病逝于大悟山，年仅29岁。他以对祖国和人民的无私奉献，实践了他“这支蜡烛”光彩夺目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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