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80年代的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编者按：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启，那么从此之后的数年间，高考制度也随同改革春风，进入了一个修复期，各个环节都逐步得到修复和完善，高考也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文艺复兴的年代”。

　　(1)历史闪回：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废止了“文革”中以权力和出身为核心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模式，恢复停滞了11年的高考。多少青年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当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1978年7月，又有590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成为了高考史上的特例。

　　口述历史A

　　我的高考作文被当作范文

　　讲述人：戴冠青 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泉州师院文艺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高考时间：1977年

　　考取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我的高考故事：

　　“文革”开始后，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初中毕业的我也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生活，插队到南安仑苍的一个小山村里。“文革”期间也曾有推荐优秀的工农兵子弟上大学，虽然在“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里，我的工作成绩很突出，但由于当时家庭成分的原因，被推荐上大学这样的事情根本轮不到我。

　　原以为上大学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没想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紧接着在1977年秋天又传来一个令无数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年底将恢复高考。然而，当时规定报考青年应是25岁以下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而我是初中毕业生，没上过高中，而且我已经结婚了，女儿也在那年出生，不符合报考条件。看着别人在复习考试，自己心里非常着急。后来听说有特殊专长的青年也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我就马上将平时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找出来，足有厚厚的一叠，送到高招办，经过审核后，很快就通过了。由于考虑到当时女儿刚出世不久，也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我就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中文专业。

　　接下来就是进入紧张的复习。虽然没上过高中的课程，但由于平时经常写作的积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这几个考试科目基础相对扎实，复习起来也得心应手，因此复习时也将高中数学的立体几何、三角等内容作为重点，跟着“老三届”的毕业生一起复习，向他们请教。

　　参加考试时，女儿才8个月左右，还在吃奶，我就早上考完一个科目就赶回家喂她，下午再赶回考场继续参加考试。虽然这样，但自我感觉发挥得不错。果然，两个月之后，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福建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我得知，我的成绩是340分，比当时的录取线高出100多分，足够上一所名牌重点大学。尤其是语文考了96分，作文还被拿到厦门大学中文系里给78级的新生当作范文学习。

　　考上了大学当然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但马上想到的是10个月大的女儿还在哺乳期，我去上大学了，她怎么办？无奈之下，我就给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会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因，并请求推迟10天入学。后来，得知这封信并没有转交到系里。当我匆匆忙忙赶到学校报到时，系办公室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说，系领导以为我不来上了，如果再晚一天，就要取消我这个名额，让给后面的人。

　　由于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次高考，因此我们77届考生严格来说不是一届，而是好几届，年龄相差极大，我们同学中最小的才16岁，最大的有30多岁的。但我们这些同学都经历了动荡坎坷，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非常用功，而且都很能干，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比如说，几个同学联合在一起就复办了当时的中文系系刊《闽江》。如今，我们这些同学都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记者手记：

　　采访戴教授是在她的家中进行的。她告诉记者，本报策划的专题报道勾起了她对30年前那场考试的回忆。在她家中，记者看到，30年前她自己写的那篇高考作文，虽然不是原稿，但仍然被她如视珍宝地收藏着；大学毕业时的那本《毕业录》虽然已经有些泛黄了，但看着照片，她都能一一向记者介绍每位同学的名字以及他们现在的工作情况。戴教授告诉记者，今年是高考恢复30年，他们正准备利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再次聚会。

　　口述历史B

　　在削地瓜时听说恢复高考了

　　讲述人：王金水 泉州市委党校科研处主任教授

　　高考时间：1978年

　　考取大学：厦门大学

　　我的高考经历：

　　1969年我小学毕业时，由于处在动乱年代，没能照上毕业照，也没有召开毕业典礼，我们就匆匆离校了。1969年9月中学复办，我就读泉州一中，初中毕业时颁发“学历证书”，而没有毕业证书。由于我的家境贫寒，高中只读一年，我就步入社会打工，先是在一家文化用品厂做工，后来又去一家社队企业里当会计。

　　1977年秋天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在一蜜饯厂削地瓜。但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并不够条件参加那场高考，因为我既不是应届生，也不是下乡的知青，又没有留城证，不符合报考条件。我在羡慕不少同学被高校录取的同时也很沮丧。因为我当时关节炎很严重，有一些老师认为我符合病残留城的条件，他们就鼓励我申办“病残留城证”，以便参加第二年的高考。

　　1978年5月15日，我终于拿到“病残留城证”，也就是说具备了报考资格，并顺利拿到准考证，但此时离高考时间已很近。当时我的工作就是在源和堂蜜饯厂削地瓜，当时削100斤地瓜只能赚两毛八分钱，我一边削地瓜一边思考数学题和考纲要求的知识点。

　　但好事往往多磨。1978年夏天参加高考时，开元片区考场设在原泉州六中一排破旧的教室里，通风条件差，加上我报考资格很迟才确定，考试时特别紧张，第一场结束后就病倒了，几天时间仅喝点咸米汤，感觉发挥不好，录取的希望渺茫。在来之不易的高考之后，我怀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态又继续打工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当年9月上旬的一天，听母亲说高招办来“街政”政审一对姐弟，我万分激动，急忙托朋友查分数，是386分，当年文科本科录取线340分。我终于结束5年的打工生涯，我们姐弟双双被厦门大学经济系录取。为此，当时社会上还有传言说我父亲是厦大经济系资深教授，事实上我父母都是文盲，父亲是木材公司的搬运工，是高考这一公平公正的制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2)历史闪回:

　　断层了长达年之久的高考终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得到恢复，然而，由于时间关系，1977年的那场高考显得相当的匆忙，许多相应的措施都是参照“文革”前的那套旧模式，修复和完善高考制度，成为中国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

　　1983年，国家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1985年，又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这样，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就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除了招生制度发生根本转变，在会考制度和考试方法上的改革，也已逐渐呈创新之势。1983年，国家教育部提出：毕业考试要和升学考试分开进行，并号召有条件的地方试行毕业会考制度。次年，上海便开始着手进行高中会考制度的试点改革，开启了高考会考制度的先河，这个方法一直延续至今。

　　而针对传统高考命题水平良莠不齐，评分手段落后、误差大，考务的人工管理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1985年，国家教育部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于当年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科目的设置开始按文理分科。1985年试行会考制度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向减少高考科目的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即所谓会考基础上的“新高考”。

　　同样是在1985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工作。虽然饱受非议，但保送生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经过修复期的调整，高考制度逐渐走上了正轨。

　　口述历史A

　　“未注册，先上课”

　　讲述人：柯平均 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科长

　　高考时间：1984年

　　考取大学：内蒙古包头教育学院

　　我的高考故事：

　　“未注册，先上课”，这句话在闽南语中是指未办证先同居的婚姻。而我的高考经历，恰恰套上这句词语。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1984年，国家又增设

成人高考制度。那一年，我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空军高炮某部工作。当时，“文凭热”热遍全国，军营也不例外。等我们知道有成人高考时，已是9月份以后的事了。为了提高部队干部的文化素质，军区领导与包头教育学院取得联系，并得到教育学院的大力支持，他们答应让选调的部队干部先跟学院里上课，来年再参加成人高考。如成绩上线，则按1984年录取；若成绩未上线，到时发给结业证书。但前提是要得到自治区教育厅的同意。为此，部队领导又跑到

呼和浩特自治区政府，得到支持后，特批40个成人高考指标给驻包部队。

　　指标解决之后，接下来，我们总队与军分区各选调20名干部，我也属选调人选之一。我们这40人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一边到教育学院跟班听课，一边联系高中老师为我们恶补语文、数学、政治、地理、历史等五门文科高考的课程。那段时间，可以用“没日没夜”这个词来形容，早上一起床就捧着书本读，到了晚上，家里不敢开电视，怕影响我复习。就是坐在通勤车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考试课程。

　　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成人高考的庄严时刻。五门课程考下来，人也瘦了一圈。一个月之后，高考成绩一公布，我们选调的40名军人，上线的只有20多名，我以高出录取线48分被录取。

　　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心情好几天不能平静下来。因为我们这批同学战友，都经历过文革时期无书可读的年代，又都是过而立之年的军人，能够在部队拿到一张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想都不敢想。而不敢想的事终于变成现实时，不激动是不可能的。

　　到了1986年，我们所在的部队面临整编，我们这些战友兼同学有的继续留在部队服役，而我则选择转业。那年年底，已读大三的我转业回到家乡泉州工作。人虽离开部队，但我并没有放弃学业。我一边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努力工作；一边学习学院为我寄来的教材，1987年6月，我又回到母校，参加学院为我们这批特殊学员的补考，并顺利地拿到金灿灿的印有蒙汉两种文字的毕业证书。

　　口述历史B

　　考上大学父亲送我手表作为奖励

　　讲述人：刘卫东 市区某品牌广告公司总经理

　　高考时间：1984年

　　考取大学：中山大学

　　我的高考故事：

　　我是1984年参加高考的，当时高考已经如常进行了，但那时候的大学录取比率，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没有扩招，也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相对于现在多元化学习的机会，那时候的选择相当单一，如果考不上大学，可就成待业青年了。你想想，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学习名额，那种竞争是何等激烈，用“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来形容那个年代的高考考生，毫不过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在我们学校非常出名的一位师兄，据说他也参加了1977年的那场考试，但没有考上，就回到母校来复读，然而，连续参加了6年的高考仍然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听说他一气之下，剃了个光头，跑到深圳打工去了。

　　高考那天，我母亲当时在外地工作，她没有时间赶回来照顾我，父亲把自己“价值不菲”的上海牌手表暂时借给我用三天，还给了我五元钱的营养费。高考三天，没有人“保驾护航”，我的生活都是自己安排。比起这位师兄的“六年抗战”，我的高考就显得相对轻松了，因为我清楚自己的实力，所以参加高考时很自信，这份自信来源于我平时的学习态度和一贯较好的学习成绩。就这样，我很幸运地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上大学前夕，父亲还特地托人到上海买了只新手表送给我，算是对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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