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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故事:我几乎要绝望时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14日 10:24   广州日报大洋网

高考故事:我几乎要绝望时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
刘悦伦,广州萝岗区区长

  时隔近30年,刘悦伦依然记得,1978年2月的一天,他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回家,看见姐姐站在路口,朝他挥舞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情景。跨入大学,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大学毕业后,他继续攻读硕士,然后出国留学,毕业后到香港工作,再回到广州开发区,如今任职萝岗区区长。“以后无论步子迈得有多大,都跟高考这第一步有关。”刘悦伦说。

  1973年11月1日,在广州铁路中学念高二的刘悦伦与近300名同学一起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来到韶关曲江县的马坝农场。那一年,他16岁。当时正值秋收,他到农场的第一天就得下田割水稻。后来,他又学着种茶叶、种水果、种水稻,还当过拖拉机手。因为喜欢写广播稿,刘悦伦成了农场里小有名气的“才子”,被调到农场场部给领导写文章。“当时的农场干部都是老革命,能打仗,文化水平却不高,所以我写什么,他们就念什么。”刘悦伦笑说。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我却有种握不住的感觉

  1976年,“四人帮”让知青们“扎根农村一辈子”,不少年纪大些的知青选择了在农村成家立业,19岁的刘悦伦也觉得未来一片渺茫。“我看着他们白天干农活,晚上种自留地,背着小孩挑着粪桶在田间地头走来走去,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真是不知道前途何在。”

  其实,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刘悦伦也曾做过大学梦。他的文章写得不错,18岁就入了党,算得上是农场里的标兵。可结果出来后,他才知道,主要还是“戴帽推荐”:能被推荐上去的青年,绝大多数都是父母当领导的,而他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干部。

  1976年底,刘悦伦跟随知青返城的大潮回到广州,在广州铁路局第五工程段当了一名小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锄头搓灰,运砖头和石渣,后又转到铁路

医院打磨石地板。对于他来说,在医院打磨地板已经比在农村好上百倍。

  “起码是在室内工作,不用忍受日晒雨淋,还有薪水。”刘悦伦说,当时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上二级工,拿到每月46元的薪水。没多久,他就拿到了45元9角。

  可“人生理想”刚实现,刘悦伦又感到迷茫了。与他一起的工人都是附近农村的农民,待人不错,却难找到共同话题。1977年底,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

  消息一传出来,上上下下奔走相告。可正想改变命运的刘悦伦却因为这个消息郁闷了好一阵子。“有些家长是很有远见的,一直让孩子复习数理化,就是等着这一天。当时最高兴的应该是这些人。我已经把数理化扔了好几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我却有种握不住的感觉,丧气得很。”刘悦伦说。

  离考试只剩一个月,他决定鼓起勇气试试。“数理化不行,可以考文科嘛!”他在1977年11月报了名,也没跟单位请假复习,“怕请假了还考不上没面子”。

  姐姐站在路口,挥着一张纸冲我喊“你被录取了”

  1977年的高考实行开卷考试,文科生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合成一张卷,满分是400分。刘悦伦报完名回家,便把初一到高二的数学书全翻了出来,将几乎所有的复习时间都奉献了给数学,临阵磨枪一个月后上考场。

  “我当时一点都不紧张。试室内有50多个人,我还想,这里有一个人考上就不错了。”刘悦伦笑言,他一看到语文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就乐了。“在农场时写了很多表扬性质的广播稿,许多内容都能往上凑。”每一场考试,他都做得很顺手,总是提前交卷。考完后,他和几个朋友对答案,发现地理和历史都抄到位了,数学考试也比想象中简单。

  刘悦伦的第一志愿是中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报了复旦,第三志愿才报了北大。对于这样一个奇怪的填报顺序,刘悦伦笑言是因为自己好不容易回到广州,哪里都不想去了。

  1978年1月底2月初,各校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书。刘悦伦有两个农友,一个考上上海交大,一个考上同济。此后十几天,刘悦伦家的邮箱却空空如也,他心中的期望如同气球般慢慢泄去。“我心想,这条路算是没戏了,得另谋出路。”

  就在刘悦伦几乎要绝望时,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2月的一天,我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家,老远就看见姐姐站在路口,手里挥着一张纸冲我喊‘你被录取了!’我兴冲冲地抢过通知书看,却发现是广东工学院的。我还吓了一跳,后来跑到招生办去问,才知道弄错了,我是以291分的成绩考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30年后,当年这段“失而复得”的戏剧性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同学中最大30岁,最小15岁;有副校长,还有农民

  1978年3月,新生入学。刘悦伦把当年上山下乡的铺盖重新背上,迈入了中大校门。“念大学首先得付出的代价,就是从‘小康’沦为‘赤贫’。因为必须满五年工龄,才符合带薪念书的条件,我的工龄只有4年半,只好重新向家里要钱,每个月生活费20元。”

  他记得开学第一天晚上,班上100名同学分了8个组进行自我介绍。同学中最大的30岁,最小的15岁。有民办教师、中学副校长、市委宣传部干部,还有农民。有的同学谈到自己离家那天,全村人敲锣打鼓,走十几里地把他送到村口的情形,当着新同学的面就痛哭起来。

  刘悦伦当时说了句挺有哲理的话:“考上大学就像领到一张进公园的门票,园中有曲径通幽,有修竹叠翠,要领略什么样的湖光山色、要看个人造化。”

  刘悦伦说,那时候大学生怀揣的理想都特别远大,而他自己的理想就是“为人类作贡献”。“世界是我们的世界,舍我其谁!”这句话时常让刘悦伦心潮激荡。由于77级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有了丰富的社会经历,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强,经常与老师展开学术争鸣和探讨,颇得老师的赞赏。

  比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科生,文科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感情生活都丰富得多。刘悦伦班上就有四五对谈恋爱的。那时候学校的态度是发现一对拆散一对,毕业分配的时候还会把情侣分在不同的城市。

  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很难把最优秀人才选拔出来

  刘悦伦认为,自己在大学学的知识95%都没什么实际用处,关键是在大学期间学会了如何领悟并选择人生。

  “上大学后,我才发现人的可塑性真的很强。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性格内向,拿个稿子读两分钟都非常紧张。大学的课堂讨论锻炼了我的辩论能力,后来成为中大辩论队的顾问,1998年还去哈佛大学演讲了。”刘悦伦说,意识到人的可塑性后,他便选择了丰富的人生。

  谈及如今的高考,刘悦伦说,虽然录取率高了,可是难度也大了。“高三的孩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书,真是受罪!”他摇着头感叹,却不得不承认高考是目前中国教育最好的选择。“当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很难把最优秀的人才从人群中选拔出来的。‘戴帽推荐’的结果,就是高干子弟有书读,贫苦学生却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社会缺乏上下流动的机制。”刘悦伦认为,在当今中国,贸然取消高考会导致许多不公平现象,对许多底层考生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

  刘悦伦谈高考30年

  恢复高考

  以后无论步子迈得有多大,都跟高考这第一步有关。

  第一次班会

  有的同学谈到自己离家那天,全村人敲锣打鼓,走十几里地把他送到村口的情形,当着新同学的面就痛哭起来。

  当年的恋爱

  文科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感情生活都比理科生丰富得多,班上就有四五对谈恋爱的。那时候学校的态度是发现一对拆散一对,毕业分配的时候还会把情侣分在不同的城市。

  如今的高考

  高三的孩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书,真是受罪!但在当今中国,贸然取消高考会导致许多不公平现象,对许多底层考生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记者:刘晓星 倪明)

  人物简历:

  刘悦伦,广州萝岗区区长。1973年11月1日,16岁的他到韶关曲江县的马坝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山大学哲学系,1981年,考上硕士研究生。1989年到英国攻读博士。1993年,到香港做投资咨询。1997年,与香港一起“回归”,回到广州开发区工作,直到2005年9月出任罗岗区区长。刘悦伦笑言,1973年是他第一次“土插队”,1989年

留学“洋插队”,1997年回到开发区又是“土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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