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我几乎要绝望时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

刘悦伦，广州萝岗区区长

　　时隔近30年，刘悦伦依然记得，1978年2月的一天，他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回家，看见姐姐站在路口，朝他挥舞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情景。跨入大学，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大学毕业后，他继续攻读硕士，然后出国留学，毕业后到香港工作，再回到广州开发区，如今任职萝岗区区长。“以后无论步子迈得有多大，都跟高考这第一步有关。”刘悦伦说。

　　1973年11月1日，在广州铁路中学念高二的刘悦伦与近300名同学一起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来到韶关曲江县的马坝农场。那一年，他16岁。当时正值秋收，他到农场的第一天就得下田割水稻。后来，他又学着种茶叶、种水果、种水稻，还当过拖拉机手。因为喜欢写广播稿，刘悦伦成了农场里小有名气的“才子”，被调到农场场部给领导写文章。“当时的农场干部都是老革命，能打仗，文化水平却不高，所以我写什么，他们就念什么。”刘悦伦笑说。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我却有种握不住的感觉

　　1976年，“四人帮”让知青们“扎根农村一辈子”，不少年纪大些的知青选择了在农村成家立业，19岁的刘悦伦也觉得未来一片渺茫。“我看着他们白天干农活，晚上种自留地，背着小孩挑着粪桶在田间地头走来走去，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真是不知道前途何在。”

　　其实，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刘悦伦也曾做过大学梦。他的文章写得不错，18岁就入了党，算得上是农场里的标兵。可结果出来后，他才知道，主要还是“戴帽推荐”：能被推荐上去的青年，绝大多数都是父母当领导的，而他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干部。

　　1976年底，刘悦伦跟随知青返城的大潮回到广州，在广州铁路局第五工程段当了一名小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锄头搓灰，运砖头和石渣，后又转到铁路

　　“起码是在室内工作，不用忍受日晒雨淋，还有薪水。”刘悦伦说，当时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上二级工，拿到每月46元的薪水。没多久，他就拿到了45元9角。

　　可“人生理想”刚实现，刘悦伦又感到迷茫了。与他一起的工人都是附近农村的农民，待人不错，却难找到共同话题。1977年底，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

　　消息一传出来，上上下下奔走相告。可正想改变命运的刘悦伦却因为这个消息郁闷了好一阵子。“有些家长是很有远见的，一直让孩子复习数理化，就是等着这一天。当时最高兴的应该是这些人。我已经把数理化扔了好几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我却有种握不住的感觉，丧气得很。”刘悦伦说。

　　离考试只剩一个月，他决定鼓起勇气试试。“数理化不行，可以考文科嘛！”他在1977年11月报了名，也没跟单位请假复习，“怕请假了还考不上没面子”。

　　姐姐站在路口，挥着一张纸冲我喊“你被录取了”

　　1977年的高考实行开卷考试，文科生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合成一张卷，满分是400分。刘悦伦报完名回家，便把初一到高二的数学书全翻了出来，将几乎所有的复习时间都奉献了给数学，临阵磨枪一个月后上考场。

　　“我当时一点都不紧张。试室内有50多个人，我还想，这里有一个人考上就不错了。”刘悦伦笑言，他一看到语文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就乐了。“在农场时写了很多表扬性质的广播稿，许多内容都能往上凑。”每一场考试，他都做得很顺手，总是提前交卷。考完后，他和几个朋友对答案，发现地理和历史都抄到位了，数学考试也比想象中简单。

　　刘悦伦的第一志愿是中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报了复旦，第三志愿才报了北大。对于这样一个奇怪的填报顺序，刘悦伦笑言是因为自己好不容易回到广州，哪里都不想去了。

　　1978年1月底2月初，各校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书。刘悦伦有两个农友，一个考上上海交大，一个考上同济。此后十几天，刘悦伦家的邮箱却空空如也，他心中的期望如同气球般慢慢泄去。“我心想，这条路算是没戏了，得另谋出路。”

　　就在刘悦伦几乎要绝望时，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2月的一天，我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家，老远就看见姐姐站在路口，手里挥着一张纸冲我喊‘你被录取了！’我兴冲冲地抢过通知书看，却发现是广东工学院的。我还吓了一跳，后来跑到招生办去问，才知道弄错了，我是以291分的成绩考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30年后，当年这段“失而复得”的戏剧性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同学中最大30岁，最小15岁；有副校长，还有农民

　　1978年3月，新生入学。刘悦伦把当年上山下乡的铺盖重新背上，迈入了中大校门。“念大学首先得付出的代价，就是从‘小康’沦为‘赤贫’。因为必须满五年工龄，才符合带薪念书的条件，我的工龄只有4年半，只好重新向家里要钱，每个月生活费20元。”

　　他记得开学第一天晚上，班上100名同学分了8个组进行自我介绍。同学中最大的30岁，最小的15岁。有民办教师、中学副校长、市委宣传部干部，还有农民。有的同学谈到自己离家那天，全村人敲锣打鼓，走十几里地把他送到村口的情形，当着新同学的面就痛哭起来。

　　刘悦伦当时说了句挺有哲理的话：“考上大学就像领到一张进公园的门票，园中有曲径通幽，有修竹叠翠，要领略什么样的湖光山色、要看个人造化。”

　　刘悦伦说，那时候大学生怀揣的理想都特别远大，而他自己的理想就是“为人类作贡献”。“世界是我们的世界，舍我其谁！”这句话时常让刘悦伦心潮激荡。由于77级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有了丰富的社会经历，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强，经常与老师展开学术争鸣和探讨，颇得老师的赞赏。

　　比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科生，文科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感情生活都丰富得多。刘悦伦班上就有四五对谈恋爱的。那时候学校的态度是发现一对拆散一对，毕业分配的时候还会把情侣分在不同的城市。

　　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很难把最优秀人才选拔出来

　　刘悦伦认为，自己在大学学的知识95%都没什么实际用处，关键是在大学期间学会了如何领悟并选择人生。

　　“上大学后，我才发现人的可塑性真的很强。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性格内向，拿个稿子读两分钟都非常紧张。大学的课堂讨论锻炼了我的辩论能力，后来成为中大辩论队的顾问，1998年还去哈佛大学演讲了。”刘悦伦说，意识到人的可塑性后，他便选择了丰富的人生。

　　谈及如今的高考，刘悦伦说，虽然录取率高了，可是难度也大了。“高三的孩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书，真是受罪！”他摇着头感叹，却不得不承认高考是目前中国教育最好的选择。“当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很难把最优秀的人才从人群中选拔出来的。‘戴帽推荐’的结果，就是高干子弟有书读，贫苦学生却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社会缺乏上下流动的机制。”刘悦伦认为，在当今中国，贸然取消高考会导致许多不公平现象，对许多底层考生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

　　刘悦伦谈高考30年

　　恢复高考

　　以后无论步子迈得有多大，都跟高考这第一步有关。

　　第一次班会

　　有的同学谈到自己离家那天，全村人敲锣打鼓，走十几里地把他送到村口的情形，当着新同学的面就痛哭起来。

　　当年的恋爱

　　文科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感情生活都比理科生丰富得多，班上就有四五对谈恋爱的。那时候学校的态度是发现一对拆散一对，毕业分配的时候还会把情侣分在不同的城市。

　　如今的高考

　　高三的孩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书，真是受罪！但在当今中国，贸然取消高考会导致许多不公平现象，对许多底层考生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记者：刘晓星 倪明)

　　人物简历：

　　刘悦伦，广州萝岗区区长。1973年11月1日，16岁的他到韶关曲江县的马坝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山大学哲学系，1981年，考上硕士研究生。1989年到英国攻读博士。1993年，到香港做投资咨询。1997年，与香港一起“回归”，回到广州开发区工作，直到2005年9月出任罗岗区区长。刘悦伦笑言，1973年是他第一次“土插队”，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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