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当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1966年到1971年，大学停止招生。1972年到1976年，大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至此，招生的基本原则遭到破坏，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盛行，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国家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青黄不接，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正是由于高校招生对教育乃至整个国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高校招生工作。早在1972年，周恩来同志就有恢复高考的考虑。他在会见一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时，谈到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前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教育和科技方面，邓小平同志首先选择了冲破“两个估计”，以恢复高考作为突破口。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矛头直指“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同时，他明确要求：“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这篇讲话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领域率先解放思想、全面冲破“两个估计”的宣言，从而使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声，高考制度的恢复又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第一项成果。

　　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破例在一年内第二次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完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招生工作会议期间的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重申并发展了“8·8讲话”的内容，他希望教育部门的同志大胆解放思想，争取主动，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1977年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第一是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第二是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工作文件，邓小平同志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具体指出招生工作指导思想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文件，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招生工作会议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全国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一代有理想、有抱负、渴望知识的中青年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带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走进考场，走进课堂，又带着刻苦学习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为祖国及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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