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平

　　今年北大校长实名制推荐校由39所增加到161所，人数由90人增加到211人，其中北京由去年的4所增加到13所，推荐生为21人。这些获得推荐资格的学校和校长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议的新闻人物。

　　从2010年首次39位中学校长推荐的结果看，90名考生全部参加高考，3人未达北大录取线，2人选择香港高校，20人被提前保送，剩下65人被北大录取。

　　据了解，被推荐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学习成绩优异有特长。学习成绩大多在年级前三名，四分之三以上担任学生干部，七成以上的学生有音乐、美术、英语等特长。而约六成的理科生获得过全国性的物理、数学等竞赛奖项。也就是说，这些学生都在高分最优秀学生之列，不用推荐也能稳稳考上北大或清华。

　　由此也引发了社会对北大实名推荐制到底推荐什么样人的质疑？这个答案只能由享有推荐权的校长来回答。

　　迫于各种压力、思考和难度，最后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是不约而同的。这些校长们绝不会冒险而是选择中庸，不会选择个人，而是选择安全。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评定标准大同小异，校长个人观点作用微小。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是在学生自荐、教师推荐、学生本人竞选演讲，学校领导、班主任、教师及学生会、团委会评议，校务会讨论，经公示后确定推荐生名单的。

　　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说，要充分听取推荐团队意见，要征得三分之二代表的有效票之后，“我才行使这样一个签字权。”

　　这些名牌学校的知名校长为什么将原本授予个人的推荐权，以不同形式转交给了“集体决策”，变成学校推荐权？重庆南开中学校长一语道破他们的难处：“非不能也，是不敢也。”结果是去年的推荐生2人上香港大学和20人被保送，造成了22个推荐名额的浪费。

　　这里不得不说一说，我们获得推荐资格的校长，虽然经历住了个人人格的考量，却没有当好伯乐。做校长难，当伯乐更难。

　　在校长实名制推荐推向全国之时，11月8日北大11位教授联名上书校长，要求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束缚，提出“高考成绩与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再次掀起教育改革的波澜。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已成为整个社会对推进素质教育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讨论的话题。社会期望我们享有推荐权的校长们要有胆识、有勇气、有魄力，用自己的慧眼识英才，敢于不拘一格选人才。让那些在某些方面有超常天赋、过人才华的特殊人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均衡发展的优等生脱颖而出。为国家举荐人才，校长要当好伯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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