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记者 苏婷 董少校

　　访谈嘉宾：

　　吴甡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

　　徐红 上海实验学校校长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本期话题】

　　新闻事件：上海实验学校学生小C，因为醉心于网络小说创作，高一多门功课不及格。了解到该生是因为“个人兴趣与按部就班的教育体制之间有矛盾”，考虑到他“现阶段有特强的创作欲望”，校长决定批准他休一学期的“创作假”，专门写小说。“如果走得通，可以此业立于世；如果走不通，仍可回归正常教育轨道。”而且，学校此举得到了市教委“突破性”的批准。

　　这是以人为本的教育

　　主持人：如何看待和认识这个具体事件？这种做法对学校的教育安排和教学秩序会不会构成影响？

　　吴甡：我支持这个校长的决定，并敬慕这位敢为人先的同行，也希望中国所有的校长都秉持这样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敢于付诸行动的胆识。以人为本的教育就应该是栽培生命的教育。为生命奠基，是要一切以孩子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所以，面对当前的诸多难点问题，教育改革不能仅仅是空喊口号、制造新词、为个人沽名钓誉，而应该是真正有所行动。

　　徐红：对于那些有天赋的孩子，并不是给他提供更多课程就能让他充分发展，这就像一棵树的成长，不仅需要化肥，还需要土壤、空气、水。对学生来说，需要的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小C休学创作的做法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教学秩序，毕竟，这样有特长的学生只是少数。

　　熊丙奇：因为学生特殊，所以学校特殊对待，可以理解。当然，教育管理有必要从这个特殊事件中反思：怎样建立更合适的制度，才能给予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比如，在中学推进学分制、弹性学制，学生便可以更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包括选择学习时间、具体课程等。

　　特长生非全才生需特殊对待

　　主持人：每所学校都会有一个、几个属于专才、偏才的学生。他们常常因为“术业专攻”而荒疏了学业，考试成绩不佳。在很多学校，处置这些学生的办法多是补考、留级、转学或者休学。过去这些传统的处理办法是否需要加入新的思维，进行适当的变通？

　　熊丙奇：这与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有关。如果评价突出学生的个性，而不是按学科成绩综合评定，那么我们的教育当不存在所谓的差生，也不会有“偏才”和“怪才”，因为体育好、音乐好、美术好、写作好的学生，都是人才。但由于目前采用的是以分数作为唯一标准的单一评价体系，最终会扼杀所有学生的个性和兴趣。而对个别特长生的特殊处理，并不足以改变这种现实——他们可以说是现行体系的“漏网之鱼”——只有真正建立起一种体系，才能鼓励学生走个性、特长发展之路。

　　徐红：一般说来，特长生不是全才生，但现在人们对好学生的定义恰恰就是全才生——门门都好、总分高的学生。小C爱写小说，但成绩不好，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差生。其实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是偏才，他们可以在某一个领域走得很远。当教育把所有学生都向着全才的目标去培养时，发现最后培养出的是中庸的人：特长不“特”，全才也不“全”。我们确实需要有新的思维：特长生不是差生，要帮助他们建立自信，让他们成为优秀生。“天才”和“怪才”往往只有一步之遥，需要提供成长的特殊条件，才能让他们的特长充分施展。

　　吴甡：真正实现教育公平，需要改变当下的教育目标、教育重点，创造适合不同学生的教育，从而促使学生个性特长全面发展。实现的途径应该是对症下药，个案治疗。我认为应该首先满足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需求，使其达到一般性目标后再促其实现特长发展目标。而真正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应该是少有或者没有“标准”答案的教育。

　　为更多学生个性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主持人：特殊人才的成长需要特殊的管道，我们的教育是否应该对他们更加宽容？当他们的兴趣与学业无法兼容时，从学校的角度，又该如何为这样的学生创造相应的便利条件？

　　徐红：小C今天能够休学搞创作不是偶然的。我校已经实行弹性学制，在初中设置了“特需课程”，学有余力、特长明显的学生都有机会离开课堂去自我发展。“特需课程”时间短则数周，长则两个月。这次小C休一个学期的创作假，可以说是我们之前探索的延伸。在制度安排上，学校对学生申请“特需课程”，前期要进行考察，过程中保持跟踪辅导，后期还要开展评估，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但现在能进“特需课程”的孩子比例太小了，我们希望可以达到学生总数的10%，真正做到“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智慧潜能，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吴甡：给特殊人才提供特殊的管道，可能会给学校习惯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增加很多麻烦。但如果学校不因学生的需求而变通，“一切为了学生”的办学理念又如何体现呢？过去那些传统的处理办法需要用新的价值理念所取代，今后一个时期“公共服务”的办学思想应该成为我国教育的主流价值取向。我们的教育应该增加更多的对生命存在的尊重与宽容，满足学生以及教师的个性发展需求。教育行政部门和办学者应该更多思考“如何让师生在学校期间健康快乐幸福地工作学习”的问题。而当学生的兴趣与学业无法兼容时，从学校的角度，应该主动更新自己的“软件”，为学生发展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

　　熊丙奇：客观上说，我们求解“钱学森之问”的难点在于，学校教育从学生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失去兴趣，而兴趣恰恰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学术研究更是如此，没有兴趣而只有任务驱动的学术，只是功利学术。我们的教育不能总考虑塑造、培养什么样的人，而是要给所有人才以成长的自由空间和土壤。在这样的土地上，自然会生长出杰出人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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