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和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异地工作时间的推移，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日益迫切。昨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接受采访时表示，教育部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3月7日《新京报》)

　　从2008年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再到《教育规划纲要学习辅导百问》，“异地高考”这个议论了两年多的问题，在今年两会上颇有“拨云见日”的迹象。同时，这个极具统筹性质的改革之举也让教育改革有了新的契机。

　　异地高考作为一个微观改革，经常被认为与宏观的户籍制度相冲突，也正因为异地高考属于社会系统性改革中的一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有人呼吁要以微观变量促进宏观变革，但由于诸多因素的掣肘，高考仍难与户籍剥离开来。一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从学前就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向所在地缴纳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赞助费、借读费，却在高考来临时被打回原籍。且不说此举罔顾了外来工的劳动贡献，单从如今各地高中课改、自主命题的角度而言，在流入地学习、回原籍考试，必定出现的“水土不服”已令这些学生未考先输。

　　外来工子女在流入地高考无门的尴尬与无奈，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长期以来之所以此项改革难以向纵深发展，牵涉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之类的老话题。一些重点大学招生越来越地方化，在办学所在地的招生比例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教育割据的现象。而这些局面的形成又固化了所在地维护现有利益的心态，不难相信，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有着担心外来人口挤占本地考生利益的隐忧。

　　教育部此次的明确表态及实际作为，无疑令所有人期待与喜悦。在地域及户籍博弈中进行了多年的高考，或许有望通过此次变革产生渐进式的变化。而纵观几十年来高考制度的微调措施，实施“异地高考”制度也已具备了成熟的条件。统一教材、统一命题时代的结束，可以让“异地高考”有效避免投机式的“高考移民”，而上海、北京这两大城市的积极响应也为其他城市起到了带头和促进作用，再加上一些高校在“按各省市的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方面的试水，可以乐观地预见，“异地高考”已不再是梦。

　　在“统筹”即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主旋律的当下，“逐步推进异地高考”无疑与这种理念暗合，它所释放的不仅仅是高考制度的破冰信号，更是对外来工及其子女人性化关怀的具体举措。同时，这种带有统筹性质的高考变革也让户籍制度的樊篱得以松动，让教育在追求公平、共享的路径上具有了正确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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