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技大教授谈南科大改革：应实施全面教育(图)
南科大改革：能走多远走多远
【访谈对象】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著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
【访谈动机】
2010年3月下旬，南方科技大学第一批自主招收的学生将开始正式上课。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艰难决定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教授办学，就是怀有一个短时间内建成一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理想。而这个理想也同样存在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脑海中。这个与南科大相隔不到100公里的学校仅仅用了20年时间便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也因而成为南科大创建的模板之一。
那么，在丁学良眼中，香港科技大学究竟有哪些值得与南科大分享的经验？他又如何看待南科大自身的发展，以及它对于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意义呢？
【先驱语录】
★中国并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深圳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地，在这块实验地办这样一所实验性的大学，也对得起中国改革30年的漫长历程。
★南科大如果能在中国大陆的大体制下，开创一条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路的话，对大陆其他高校一定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刺激作用和借鉴意义。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韩琨 发自北京
“行政化”对中国教育是一种讽刺
《国际先驱导报》：有媒体报道说，朱清时校长亲自邀请您到南科大授课？
丁学良：其实还不是授课。此前，我们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进行过好几次交流。朱校长说他很关注我对中国国内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一些言论，我也很关注他对办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些设想。经过几次非正式的讨论后，他就邀请我能不能为南方科大编写人文社科方面的教学纲要，引进国外的一些优秀的做法。这个工作既需要国际视野，也要照顾到中国高教的实际情况。
Q：据说南科大选校长时，您还参与并提出建议？
A：南科大选校长时，我刚好在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他们就问我，香港科技大学以前选校长是怎么选法？
南科大在选校长上，确实花了很大功夫。我建议他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在这位校长之上设置太多的衙门和官僚机构，不能把校长的手脚都束缚住了，否则校长就无法干事，再伟大的想法也给管死掉了。这种事情在中国太多了。
Q：您说校长头上不能有太多衙门，这和目前的“去行政化”的趋势其实是一致的。
A：去行政化是非常基本的一点。其实是中国自己把路给走偏了，所以才要“去”。高等教育一开始时就不应该有行政化。如果说中国的大学只有去行政化才能办得更好的话，有点像说“中国的长跑短跑运动员应该把腿上大石头给扔掉”，太具有讽刺意味。本来让人家跑起来就是让之轻装上阵，在腿上绑大石头干嘛？
近些年，我一直都在讲中国要办一流大学，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发展。我在全国至少40所比较好的大学做过类似演讲。这一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重点大学的部级、副部级的校长。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很优秀、很有抱负的。他们很想做点事情，但是能做的很少，就是因为头上有太多机构管着他们。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中国并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
南科大可千万不要重复这样的历史。如果那样，将是很遗憾的事。一所新大学正是因为它没有负担，才更适合做这种改革的实验。
Q：此前朱校长在没有招生权的情况下就开始自主招生。您对此也很关注吧？
A：拍下这个板来可不容易。有点破釜沉舟、有进无退的意味。既然生都招了，还能再左顾右盼吗？
同时我认为，第一届招进来的这40多位青年学生本人及他们的家长，也已经很了不起了。敢于拿自己的学业、前途同中国高等教育的事业同舟共济。从某种意义上来来讲，这是一次高风险的投资。所以，我讲南科大只能办好不能办次，更别说办垮。这一点朱校长和我们几个人都是有百分之百的共识的。要对学生的人生负责。
政府支持要有法律保障
Q：很多人认为，南方科技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模仿香港科技大学。您认为对于南科大，香科大可以有哪些启发？
A：港科大对南科大的启发，最重要有两点。第一，从学校筹办时起，就要有高立足点，不能再重复一种本地已有的大学模式。拿纳税人的钱做重复的事情干什么？如果模式雷同，直接让现有几所大学扩招不就行了？
所以港科大的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就是，把西方特别是北美的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带入到香港。对产业升级、发展和人才的发展都尽可能有推动作用。这点对南科大完全适用。
第二，既然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前瞻的出发点和设想，就一定要有“两个足够”，一要有足够的资源，二要有足够合理和优秀的体制来保证这一设想可以一步一步落实。这两点对南科大也完全适用。办好大学的关键，资源和体制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的关系是互辅互成，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如果一所大学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体制，即使初创时资源不强，今后都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如果一所大学资源丰富，体制不好的话，有可能把已有的丰富资源糟蹋掉。这二者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学校初创时，资源最重要的来源还是财政支持。如果没有财政资源，几年下去，初创大学时的一些动力就被磨得差不多了。比如，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招到优秀的老师、办好的实验室、图书馆，对优秀学生进行支持都无从谈起。好的国际性大学还要不断地和世界上好的国际大学进行交流。这些都需要花钱，需要财政支持。中国人讲“便宜没好货”。但有了钱也要花到实处。
Q：目前，这两点南科大都具备吗？
A：要把这两点变成一个牢固的现实，还要花很长时间。尽管深圳市政府很有钱，但并不是说在银行给你开个户头就可以了。深圳市政府能否持续地给与持续地、最好的财政支持？我们只能抱以最好的希望，但谁也不能打包票。
财政支持在一段时期后明显不足的案例，就发生在港科大身上。当年，港科大建校时，觉得钱多得花不了。但筹办实验室过程中发现越是先进的实验室越贵。后来就发觉钱不够，又出去募捐。
Q：您认为应该如何保障财政持续稳定地支持南科大的建设？
A：我认为要有法律保障。不能说现在的市领导很支持就行了。过几年可能领导就换了。换领导之后可能治学思路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才更需要法律法制上的保障。香港社会在法制建设方面做得比较好。不管哪个政府官员来做领导，基本都是按法律办事，有一个深层的保障。但是能不能给学校更多的资源，需要学校每年努力争取。
课程设置：力推全面教育
Q：您提出要在南科大实施全面教育而非通识教育，这是您今后在南科大探索的主要方向吗？
A：“全面教育”和“通识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教育，传达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育人观念。“全面教育”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的General Education，是哈佛自2007年启动的一项新的教学改革。为此学校花费数百万美元邀请美国、欧洲的教授以及自己的学生，经过长时间讨论进行课程设计。
此前，哈佛实施了30多年核心课程教育，即很多国内大学正在推开的所谓“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建立在各个知识大类基础上，每位学生入学后第一年，必须先选择一些核心课，这些课可能与专业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而现在实施的“全面教育”，是指所有课程都必须包含除了知识以外的更多内容，例如伦理、情感、态度、能力等等，使学生永远都处于探索和接近真知的过程中。
在和南方科技大学沟通时，朱清时教授表达了愿意实验全面教育的意愿。学生3月20日回到学校后，我还会去给学生讲为什么要实行全面教育，全面教育和传统教育以及通识教育的区别在哪里，学生可以期待什么。
学生通过全面教育课程，要获得的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能力。因此课程设计都要尽可能把核心的、相关的内容包含在内。上课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拓展开放性思维。
全面教育课程还会和工学平台、理学平台打通，所有的老师每个学期至少碰头一次，看自己的课有没有可能融合起来。我们计划在未来3到5年内，形成全面教育的不同构建。
Q：您认为实施全面教育，是否有利于大学生未来的就业？
A：全面教育不光是从解决就业问题的角度考虑的，主要是试图对专业课起到无形的支撑作用，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导他们能够面对现实的问题。不管是本专业或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怎样把自己专业上最重要的想法包括研究的纲要，争取得到产业和地方政府的认同，最好能找到相关产业结合起来。也就是走产学联和的道路，这些东西都是全面教育给学生带来的一个支撑，和一个开阔的视野。
每一步都是下一步改革的起点
Q：南科大进行高教改革的优势在哪里？
A：正因为它是一所新大学，才孕育着更多机会和可能。老大学也有其长处，比如名声大、校友多、关系网广。但它同时也累积了很多负担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在人事方面等。而新的大学没有累积下来的名声、校友网的同时，也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才更适合做实验。
Q：南科大进行高等教育实验的意义在哪里？
A：深圳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地，在这块实验地办这样一所实验性的大学，也对得起中国改革30年的漫长历程。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时就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三个面向，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三个面向虽然字数不多，但能做到是很不容易的。深圳应该在这方面能走多远走多远，能走多快走多快。
Q：南方科大的模式是否值得在全国推广？
A：这要先办起来再说。办得好，对别的学校一定会有刺激。目前南方科大虽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对大陆其他高校来说，已经具有一些启发意义了。比如能不能尽少进行行政干涉，尽多地赋予大学自主权，包括怎么招生、如何设置课程等。
港科大在两岸三地已经产生了很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它毕竟是在另一个法律体系之下。而南方科大如果能在中国大陆的大体制下，开创一条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路的话，对大陆其他高校一定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刺激作用和借鉴意义。
南科大每走一步，都不敢讲百分之百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成为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改革下一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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