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开，28岁，云南省文山州人，2007年来京旁听为出书。

范国梁，52岁，浙江兰溪人，今年来京，旁听是为研究先祖古籍。

常俊曙，26岁，河南平顶山人，2009年来京，为考研而旁听。

　　今年2月，52岁的浙江菜贩范国梁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只读过三年书的他，想重新修订先祖古籍。有人佩服他的勇气和毅力，有人认为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梦想，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

　　事实上，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游学的旁听生数以千计，从二十岁出头到年过花甲。日前，记者采访这一群体，他们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在京过着窘困的生活，未来的出路更是渺茫。

　　来 心存梦想 弃家旁听

　　“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不然我死不瞑目！”

　　3月7日，北京大学红三楼门前。

　　“走了啊，小常。”一名教授和26岁的常俊曙打招呼。

　　“您慢走。”常俊曙微笑着回应。等老师们全都离开办公楼，常俊曙将大门上锁，把办公楼各层巡视一遍，最后关上楼道的灯。

　　常俊曙是红三楼保安员，另一个身份是旁听生。

　　每天下午5点至次日清晨，是常俊曙工作时段。

　　“我喜欢北大，夜里在这上班，白天在这听课。”他说。

　　来自河南平顶山的常俊曙，小时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上高中时，我的成绩其实不错，但临场发挥不好，只考上了大专。”

　　毕业后，他当过代课教师，也干过苦力。但始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时间读书”。两年前，征得父母同意后，常俊曙揣着1000元钱来到北大旁听。

　　43岁的北大旁听生施经军，当兵退伍后，考过公务员，应聘过报社，但限于高中学历没能实现。

　　为了生计，他到工地打工。没有住处，他就栖身在下水道里。躺在阴冷的管道，施经军常想起曾“红”过的那段时间。

　　年轻时，他在老家浙江的村里办一份小报纸，报道村里团员工作和乡亲们的生活，4个版加一份副刊，内容都是自己采写。他还因此受到省领导的接见，“小村里受大领导接见是很荣耀的事。”

　　心怀文学梦，身处工地中，结婚生子的施经军曾数次提出到北京闯一闯，都未实现。39岁那年，想为自己的文学梦最后一搏，施经军对妻子说：“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哪怕是去看一看也行，不然我死不瞑目！”

　　“先去看看”，几乎是所有到北京高校旁听者敷衍家人的话。

　　今年2月，52岁的范国梁来到北大当旁听生。

　　在浙江老家，他有3个孩子在上学，家里的菜摊也需要照看。因为家里穷范国梁只读了3年小学，辍学后与家人卖菜为生。

　　得知自己是宋代理学思想教育家范浚第28代孙后，范国梁迷上研究先祖范浚的古籍。放弃老家卖菜生意，范国梁带着一些积蓄和行李来京。临行时，他对妻子说“先去看看”，但他心里想好了两三年内不会回去。

　　跟年轻的旁听生不同，69岁的李文超说，他来北京高等学府旁听的目的，“只想学习知识，没有功利性，毫无旁念。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

　　这位贵州的老人，2000年退休后，2001年以总成绩286分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名，被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本科毕业后，他又连续5年旁听该校研究生课程。这次赴京，是到北大和清华旁听博士生课程。

　　留 生活窘迫 “半工半读”

　　“那时最痛苦的事就是没钱，精神压力太大。”他说。

　　嘴上说着“先去看看”，进了北大、清华的课堂，这些旁听生都舍不得走。

　　但吃住等现实问题，也是他们必须考虑的。

　　常俊曙的1000元钱，到北京后很快就花完了。

　　租了房子、买了电脑和各类生活用品，范国梁已花了8000多元。经济开始紧张的他，不好意思跟老家的妻子要钱，暂时接受朋友的支援。

　　找个工作，边打工边读书，是大部分旁听生的选择。

　　常俊曙找过很多单位，还被中介公司骗过钱。一次在北大校园里，他问起一名保安员是否招人，于是成了北大的保安。

　　北大红三楼一楼的楼梯间被一道半米宽的木门隔出来，里面不足4平方米，放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这就是常俊曙的住处。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让常俊曙对现状很知足。

　　施经军初来旁听的日子，租住在北大吉永庄附近的一处平房，房租每月220元，只有5平方米，漆黑、阴冷，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那是房东家的储藏室，还用来养过狗。

　　如今，施经军在北京找了一份企业内刊的工作，单位也给安排了住处，生活相对稳定。“单位的领导看过我写的文章，觉得我有才华，同意我和那些本科生一起被录用。”他说。

　　2000多元的月薪，他把其中一多半寄给妻子，留下1000元用于生活。

　　相比上述两人，旁听生余云开更窘迫。

　　28岁的他来自云南，2007年来京时，租住的是香山附近一间5平方米的平房，月租200元。距离大学较远，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乘车去学校，晚上9点半才回家。

　　房东李云霞说，小房没有暖气，只有一张两尺宽的木床。余云开每天很少说话，就是看书。

　　“最难的时候一两天吃不上饭，我只能给弟妹打电话，让他们寄一些钱给我，或者找熟人借钱。”余云开说，他从不下馆子，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但不管怎样节省，伙食费和房租加起来，一个月也至少需要500元。

　　来京旁听已4个年头，余云开没有羽绒服，没有棉服，过冬只穿一件厚一些的夹克。他说自己极少得病，顶多就是小感冒，因为不能得病。“得病了就得买药、去医院，这些都得花钱。”余云开说，他在用信念支撑身体。

　　23岁的王小兵，2006年辞去工作，带着女友来京当旁听生，目标是考研。“女朋友为了陪我来北京，辞掉了工作。当时我想，要是考不上，我们就分手，不能耽误人家。”

　　住在六郎庄的出租房里，王小兵边旁听边复习。没有工作，积蓄很快花完了，两人不得不去找兼职的工作。发传单、看管库房、做苦力、做电视购物销售员，用一个月一共1500元的收入苦撑。

　　“那时最痛苦的事就是没钱，精神压力太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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