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 （1899～1946）47载短暂春秋，在故乡湖北浠水度过人生头1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作为民主战士的人生最后 9年。其间求学与为学的20余年，他与清华结缘最深。抗战爆发前，他在清华园度过一段潜心学术研究与教学的纯然学者生涯，此后开始捍卫民主的跌宕人生。

    由新诗创作转向文化救国

　　闻一多，原名家骅，又名亦多，于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攻读美术。因报国思乡心切，1925年提前回国，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政治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8月，他受聘担任母校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当时学校初建，住宅紧缺，闻一多与同时到校的顾毓琇在清华西门外达园比邻而居。1933年3月，他搬进新建成的西院46号。这是清华园内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大院，每套住宅为四合院中式建筑，除宽敞的正房外，还有后院、行李房，屋内生活设施俱全，房租每月39元。在这里，他曾给予朱湘、唐亮等生活窘迫的学生以家的温暖。

　　初到清华，闻一多与刘文典、俞平伯、刘盼遂、许维鐍、浦江清共同讲授《大一国文》，还为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讲授文学家研究、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先秦汉魏六朝诗等专题。由于他较为内向，深感无法适应当时“大江社”、“新月社”等文学组织“向外发展的路”，更不相信 “向外的路”对于贫弱的中国可能走得通，于是“转向内走”，寻求文化救国之路。他是新诗人，却弃写新诗，转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并积极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力争把清华中文系办成学术研究中心。

    诗与艺术的家庭氛围

　　1934年11月，新林院西式住宅建成，闻一多迁入新林院72号，这是新林院最大的三套寓所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冬季里，也曾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

    闻一多作为艺术家、诗人，具有浓厚的艺术气质。他十分注意营造家中的艺术氛围，教妻做诗，课子习字，欲 “诗化”家庭，实现生活的艺术化。他把一块金色的武梁祠画像石图案镶嵌于一面黑色墙壁上，营造了极富浪漫色彩的家居情调。闻一多之子闻立鹏回忆道：“在家庭中，在我们童年少年生活中，父亲营造着一种诗与艺术的境界，一种具有凝聚力的 ‘磁场’与‘气场’。”

闻一多故居：新林院72号

   由潜心学术走向捍卫民主

　　抗战前夕的闻一多以纯然的学者气质潜心典籍，心无旁骛。对于来家造访的学生，他时常给予学术上的指引。1935年初冬，刚入校的中文系研究生张清常到新林院72号拜访，闻一多建议他用两周金文书写《诗经》，以还原《诗经》西周东周创生时的文字面貌，张清常深受启发。

　　1937年6月，臧克家自青岛来北平，记述了到新林院72号探望闻一多的情景：“他住着一方楼(按：误作楼，实为平房)，一个小庭院，四边草色青青，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唔！’他把笔一扔，站了起来，有点惊喜的样子。他把一支烟送给我，还是红锡包。还是那样的大本子，大本子抄的不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

　　“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进步学生的控制。1936年2月29日，4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园，包围学生宿舍，从晚7点开始搜捕进步同学，各位教授家成为掩护学生的庇护所。“黄诚和姚依林等躲到冯友兰教授家，韦毓梅、韦君宜、王作民等女同学躲到朱自清教授家，还有些同学躲到闻一多教授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闻一多携家眷先迁居武汉，后随校转往长沙、昆明。离开清华时，行前仓促，所有的书籍、细软全部留在新林院72号，仅随身携带两本书《三代吉金文存》、《殷墟书契前编》和一些重要文件。不久日军进驻清华园，闻一多寓所的书籍、财物损失殆尽于日军手中。曾表示“一生不愿做官，不愿离开清华”的闻一多，也许没想到这次离开竟成永别。在后来的岁月中，国家的前途命运让闻一多不再埋首书屋，而是奋起捍卫民主。1946年7月15日，他倒在国民党当局政治谋杀的枪弹之下，但他英勇不屈的正义精神，已永远化作中华民族的脊梁。

    清华园中屹立在水木清华山岗之巅的 “闻亭”，亭中 “使糊涂人清醒，使反动派战栗”的警世古钟，以及山麓旁苍劲弥坚的闻一多塑像，是对学者、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及其不朽精神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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