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出台规定：3月20日之后，学生不得在教学区楼道里停放自行车，否则将被视为“无主车辆”拖走；5月3日之后，禁止携带任何车辆进门。这一禁令遭到众多学生质疑和反对。该院院长称，学校自行车过多，造成校区道路拥挤，同时，自行车堵塞消防通道，形成安全隐患，“禁骑”是出于对学校整体氛围的考虑。(3月26日《扬子晚报》)

　　几乎同时，北京大学也出台一项制度——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 “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被纳入会商范围，引发争议。 (3月25日《长江日报》)

　　这两校规定、制度的出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事先并没有就禁止的事项、会商的要求，与禁止和会商的主体——全校学生进行沟通、讨论，而是由学校行政机构单方面提出实施。而在规定、制度出台之后，还有一个共同点，即规定、制度遭到学生的质疑，引起争议。可是似乎看不到校方根据学生意见重新讨论规定、措施的合理性，进而取消或者修订规定、制度的迹象；只见有关负责人对舆论做解释。依照这类事件在大学里的“发展规律”，很有可能的局面是，纵有学生反对、质疑，但学校照样执行。

　　学校以拥挤、堵塞消防通道、造成学校整体环境差等为由，而这些其实都不能成为“禁骑”的理由。解决以上问题，学校可设置专门的停车棚并由后勤员工管理，或者在校园里开行班车，方便学生在校园行动。这种做法在很多大学都采用，由于有规范的停车管理以及班车服务 (有的学生就选择不骑车而坐班车)，校园秩序得到很好的维护，而学生的“骑车权”也未被侵犯。简单粗暴的“禁骑”，其实是学校不想承担管理成本，却想把环境“治理好”，于是想出限制学生权益的招数。

　　会商 “思想偏激”学生的制度，或许在校方看来，这是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各种校内外问题，然而，不管学校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做法是与“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格格不入的。思想没有标准答案，校方更不是思想标准的制定者，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才是大学该有的作为。学校“会商”的实质是让学生听话，减少学生的批评、质疑给自己的管理“制造”麻烦。

　　校方想减少管理成本、让学生“好管理”，站在行政立场，并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说，学校行政在管理中，少不了这方面的冲动。对此，“教育”学校行政机构和人员尊重学生权益、遵守大学之道，往往效果不佳。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大学的管理中，建立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从现代大学的管理看，确保一项措施不侵犯学生权益、不违背基本教育规律，一般应有两项制度：一是规定学校行政机构出台事关学生的规定，有必要事先举行听证会、征求学生意见；二是学校单方面出台某些规制，学生会组织可提出不同意见，乃至要求校方改正。打个比方，如果“借鉴”北大的“思路”，学生(学生组织)有权对学校不尊重学生权益的做法，与学校有关方面进行合理的“会商”，那我国大学“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就有机会形成。

　　当然，学生们的这种权利还需要教育管理制度的支撑，具体包括自由申请入学制度、自由转学制度、学生可施行主体权利的学生自我管理制度。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学校想的就不会是怎样限制学生，而是怎样服务学生。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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