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经过修缮的清华学堂。CFP供图

陈丹青2001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国学研究院》

清华大礼堂内的“人文日新”牌匾

清华大学明理楼

　　身为影视传播学著名学者，尹鸿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别扭，在他的体检表格里，工作人员把院系一栏的“传播”填成了“船舶”；著名社会学教授李强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所主持的讲座有可能不会特别火爆，之前还需要通过大幅海报、BBS等多渠道进行“预热”；作为著名宪法学学者，王振民为了给学生颁发证书，不得不“私刻公章”，还被人怀疑要干坏事，原因是他所在的法律系暂时没有公章。

　　前些年发生在清华大学的这些故事，真实而尴尬。毕竟这所大学的文科传统中断了数十年之久，清华，在公众认知中变成了“以工科著称”。

　　1952年，清华经历了一场院系调整，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等院系陆续被调整到其他院校，从此由多院制的综合大学变成了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开始肩负起培养“红色工程师”的使命。

　　因此当这所大学开始恢复文科时，用得更多的词不是“建立”或“成立”，而是“继承”、“复建”和“香火传承”。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历史学家余英时在贺信中，甚至用“从劫灰中浴火重生”来形容。

　　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这一百年中，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清华学堂，又壮大为清华大学。而她所身处的国家，经历了混乱、战争、新政权的成立，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

　　研究者称清华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实际上，清华文科传统的修复，也与这所大学在一个日益平衡和多元的社会中的定位息息相关。

　　在不久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宣布计划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并在205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这其中，“文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谢维和的话说，“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

　　离去

　　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是199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被引进到清华的。当时，由于新闻与传播学院尚未成立，他只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传播系任教。临行前，有师大同事劝他：“清华是不错，但文科比我们差远了，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这番劝说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当时主管文科的校领导，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至今还记得这样一组数据：根据《科学技术管理》1997年发布的中国大学1995年评估材料，清华大学的文科排名仅为122位，不仅远远落后于其他综合性大学，也明显落后于一些理工类甚至纯工科院校。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介绍说，自从院系调整后，清华的中文系、外文系、哲学系、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都被并入其他学校，就连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也被调拨出去，至1958年共向外校调拨图书超过18万册。

　　偌大的清华园，当时唯一与文科沾边的恐怕只有音乐室，以及图书馆馆藏的30万册珍贵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铜器等一批珍贵文物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恢复文科，困难可想而知。李强现在的身份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但他记得，2000年社会学系建立之初，只有8个编制的指标。

　　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也回忆道，1994年法律系招收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连硕士点还没有，“我都害怕办不下去了”。

　　如今，王院长坐在“明理楼”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这座建筑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大楼，始建于1997年，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定名。这让清华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独立办公大楼的法学院，也成为第一个拥有独立的法律图书馆的法学院。

　　更让王振民津津乐道的是布置在走廊上的“法学院历史”。在这些紫色边框装饰的展板上，既有国际法大家王铁崖，也有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长端木正，还有在1945年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以及参与二战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等。他们与清华大学法学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按照王振民的说法，清华的法学教育基本是与这所学校同步成长的。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年代，大约有2.2%的留学生攻读法律。及至1929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长即为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当时的法学院，除了法理学系、政治学系，还有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包括钱端升、张奚若、程树德等许多知名学者皆出自清华法学院门下。

　　1947年入学的朱镕基，多年后在告别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职位发表演讲时说，自己读书时常到张奚若家中，坐在地上听这位“民国炮手”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这位电机系的毕业生甚至坦言，自己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

　　就在他毕业的1951年，教育部召开会议，表示全国工科系共有教师3097人，学生32597人，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急需的至少15万人的规模。

　　一方面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学习苏联集中计划的教育模式，1952年6月25日，当时的国家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于当年的9月19日正式结束，共成立了8个院系和22个专业。

　　那些代表学界一流水平的文科和理科相继调整到其他高校。文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院长金岳霖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周一良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文系主任吴组缃到北大开始了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

　　法学院则被合并到新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首任院长是钱端升。原来的院长陈岱孙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是当时少数能够保留西学思想的学科之一。曾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由于社会学科被撤销，只能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张奚若则从这一年起，担任了7年的教育部部长。

　　事实上，当时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在“文革”爆发后。1968年，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复建

　　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科学者离开清华的心情，正如无法准确评估这一调整对清华乃至对中国教育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清华取消了文科，不只是清华，也是整个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学们现在谈起来还是非常痛心。”她说，曾在这里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的父亲，把清华当作“安身立命之处”。

　　时至今日，冯友兰的弟子陈来还记得，这位著名哲学家在晚年对自己说过，“在清华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听这话时，陈来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作为北京大学1976年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和第一届博士生，他也是国学大师张岱年的大弟子。巧合的是，张岱年也是在院系调整期间，由清华调入北大的。

　　出于这种渊源，2009年陈来应邀担任复建的清华国学院院长时，他用“反哺”来形容自己的任职：“我本来就是清华血统里成长起来的。”

　　类似“反哺”故事在清华文科的复建中屡见不鲜。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致信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这位曾经在清华国学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学者，针对当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只有文理两科，不能适应学科交叉发展的情况，建议具有良好文理传统和工科基础的清华大学建设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

　　这封信无疑成为清华文科复建的节点之一。陈云将此信转给清华，清华党委于1983年3月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表示“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是有利的”。

　　事实上，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各个层面都认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当时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还说，“解放以来我们工作的失误主要是社会科学方向的失误造成的”。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正是这一年，在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的陈来，报考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

　　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和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题为《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该报同时配发评论《干部队伍结构发展与发展大学文科》。

　　这篇文章道出了清华文科复建的初衷。和多年前院系调整的目的一样，此举是为了“密切结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作为一所向来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大学，清华决定不只培养“又红又专”的水利学家和建筑工程师，还要培养“具有一定理工科专业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

　　1983年，清华大学以《关于清华大学建设文科的全面报告》的形式向教育部党组做了正式汇报。其中这样描述增设文科的意义：“有利于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

　　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别具意义。1984年，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了这个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表示：“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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