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会观察》供稿

　　采访/崔瀚文

　　1948年，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曾在清华做过一个讲演，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的就是文、理分家导致人的片面问题。半个世纪后，随着清华重振文科步伐的加速，又有一大批学者提出了“文理兼强”的思考和看法。曾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胡显章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在清华百年校庆前夕，《社会观察》采访了胡显章教授，就“清华文理科均衡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从“文理并重”到“文科缺失”

　　缺少文化底蕴的科学家至多是一个匠人；完全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有沦为“边缘人”的危险。

　　《社会观察》：历史上的清华是一所文理并重、文化气息很浓厚的大学，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胡显章：不错，老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清华的文理科都很强。时任校长梅贻琦有“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要有相当之准备。

　　老清华文理兼容的文化氛围令许多学长受益，李政道先生曾经讲过，在西南联大虽然物理系课程极其繁重，但是同学们还是会抽时间学习文学、历史或哲学课程，而且学得特别认真。杨振宁先生虽然也是理科生，而且父亲是数学系主任，但是在假期还会请历史系老师为他辅导《孟子》，这让他受益终生。

　　不过，即使那时文理学科比较均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科学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问题并未得到普遍有效的解决，所以才有梁思成先生对“半个人时代”的批判。

　　《社会观察》：那么，怎么估计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情况？ 

　　胡显章：1952年，国家出于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考虑和受当时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对高校进行了一次院系大调整，清华成为了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文理科比较均衡的状况被打破。

　　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外，社会风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当时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建设高潮背景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职业化教育”和重理轻文的氛围，清华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甚至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摆脱。 

　　《社会观察》：这种“文科的缺失”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胡显章：影响广泛而深远。文理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文革”期间达到极端状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所带来的最直观影响就是制约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但从深处考虑，这种影响是文化性的、社会性的。

　　一方面，在众高校形成了一种“重理工，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重短期效益，轻长远利益”的倾向，这在根本上会制约学校的文化品位，制约学科的综合发展，制约人才的质量。

　　另一方面，“文科的缺失”和两种文化的割裂，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性的问题。正如王大中校长所说，没有社会价值判断的科学技术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危险的。缺少文化底蕴的科学家至多也只是一个匠人，不能成为大师；另一方面，完全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很难介入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流，甚至有沦为“边缘人”的危险。这样社会就难以和谐均衡发展。

　　从“竹竿论”到“水桶论”

　　“水桶论”其实是针对“竹竿论”的，即南方打水的木桶其盛水量取决于短板，在清华确定了综合性模式作为发展目标后，过弱的文科必将制约综合性大学的最终水平。

　　《社会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清华一直在努力恢复和发展文科，那似乎是一段艰难曲折却卓有成效的历程。

　　胡显章：其实，除了“文化大革命”那段特殊岁月，清华一直都没有停止文科建设的努力，即使是在院系调整过后。蒋南翔校长曾带头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努力贯彻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方针，但是迫于当时的背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科发展缺位和滞后问题。

　　“文革”后，清华的文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而活跃的阶段。如今，清华文科已得到长足发展，部分学科实现了重点突破和跨越发展，有的已经实现跻身世界一流的目标了。近年来清华的文科在一些学术排名中开始位居前列，这些排名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可以看到，清华文科的教育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社会观察》：在清华文科建设过程中，曾发生过“竹竿论”和“水桶论”的争论，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胡显章：回顾清华文科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尽管清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起步恢复文科，但是清华强大的工科背景和理工科发展的思维定势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文科的发展。清华虽然确立了综合性的目标，但是，持有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靠理工科看法的不在个别，有人甚至提出“竹竿论”的观点。认为出一流成果，如同打枣靠的是理工科的长竹竿，而不能依靠文科。而且，清华有过“MIT情结”，认为清华发展文科如同MIT有少数几个高水平的学科就行了。

　　所谓“水桶论”其实就是针对“竹竿论”的，即南方打水的木桶其盛水量取决于短板，在清华确定了综合性的模式作为发展目标后，过弱的文科必将制约综合性大学的最终水平；而且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重大的现实社会课题，决定了文科应该有世界影响的长“竹竿”。

　　后来，清华终于就建设一流文科达成共识，顾秉林校长强调发展文科要“水桶”，也要“竹竿”。

　　《社会观察》：这种转变可谓是来之不易，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胡显章：关键在于对文科在国家和学校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否有充分的认识。

　　在1997年的暑期干部会上我提出了清华发展文科要做到三个认识一致。王大中校长在该会总结报告中，提出要把研究文科建设作为1997年下半年工作的重点。

　　1998年寒假领导班子务虚会着重讨论文科建设，我提出文科要建设好“一个基础，四根柱子”的架构：“一个基础”，就是文史哲基础；“四根柱子”，包括经济管理(经济生活)、公共管理(政治生活)、法律(依法治国)、新闻与传播(舆论与信息)。会上还讨论了艺术学科的发展，后来在1999年11月实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加盟清华，找到促进科学与艺术融合的一个理想途径。继而在985计划支持下，文科的发展跨入了快车道。 

　　2001-2002年期间，江泽民主席从国家层面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整个国家的治国方略、学校主要领导重视文科的理念和班子成员的共识与支持，是推进文科建设的重要条件。

　　将清华文科推向新高度

　　清华大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清华人需要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在清醒的继承与借鉴中，实现大学文化的创新。

　　《社会观察》：未来应该如何将清华文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胡显章：关于今后清华文科应该如何发展，个人有四点看法。

　　一是，在文科学科大布局基本完成、整体实力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仍然要对文科在国家和学校发展的地位作用有新的认识。比如，清华要出对学校发展、国家进步以至人类文明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学校要进一步成为民族复兴、文明进步的学术圣殿、思想宝库和文化高地，文科都要做出更大贡献。二是，清华虽然实现了综合性学科布局，但是，综合性不是“搭积木”，还要促进学科的深度融合。三是，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切实将清华的多方面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四是，要继续重视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文科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在世界性多元文化的交流激荡中，清华大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清华人需要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在清醒的继承与借鉴中，实现大学文化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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