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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从清华走出的“中国原子能之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5日 11:51   新浪教育

  由《社会观察》供稿

  文/祝嘉 杨思柳

  “钱三强是我的老师,在他的学生中,我跟他关系最为密切。”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告诉记者。1948年,新中国还未成立,何祚庥还是清华物理系的一名学生,也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而钱三强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核物理科学家,放弃了在法国的一切,带着妻子和半个月大的女儿,在历经一个月零两天的航程后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祖国。

  早在钱三强决定回国前,他就接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中央大学以及北平研究院严济慈的回国邀请。但钱三强最终选择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因为钱三强在清华毕业,他在清华的老师叶企孙欢迎他”,何祚庥说,“他是学原子核物理的,回国后就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造原子弹。”

  回国后,钱三强一直为我国的原子核物理工业奔波着。他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协调者和核工程总设计师,于1999年被授予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改名“三强”,萌生实业救国

  1913年10月16日,钱三强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之一。钱氏家族在江浙一带颇有声望,人才辈出,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科学界“三钱”的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皆是钱氏后人。

  钱三强本名秉穹,后来才改名为三强。三强原本是他在孔德中学念书时的好友为他起的外号,后来被钱玄同无意中得知。父亲觉得“三强”两字不仅通俗易懂,还可以解释为“德、智、体”都进步,符合现代的进步潮流。于是,1926年后,“三强”两字便替代了“秉穹”。直至今日,“三强”这个名字依旧被无数人牢记,名留中国核物理科学发展的史册。 

  高中时,钱三强对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实业计划”印象深刻。有一天,他跑到父亲的书房对父亲说:“我要学工科,将来做电机工程师。”

  钱三强打算考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工科,但由于交通大学以英语应试,而他在孔德学校学的是法语,便决定先去北大念理科预科,等英语熟练了再考上海交大。然而到北大不久后,钱三强就转学清华。据钱三强女儿钱民协回忆,父亲转学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北大听了清华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极其生动的讲课。

  从牛到爱,结缘清华物理

  1932年,19岁的钱三强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就此,他与物理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对于转学这件事,父亲钱玄同并未阻拦,而是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字赠予三强,并解释说:“写这几个字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是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

  当钱三强留学法国期间,父亲这幅字始终陪伴在钱三强身边。钱三强逝世后,在母亲的同意下,他的儿女们将“从牛到爱”四个字刻在了墓碑上,成为父亲的墓志铭。“至今,这幅字仍悬挂在我父亲家中的书房墙上”,钱三强的儿子钱思进告诉记者。

  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于1926年,是清华成立最早的系之一。除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担任物理系主任外,当时的物理系还云集了一大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著名物理学家,包括有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等,在短短的几年间,清华物理系就发展成为了全国物理学科的领军者。在钱三强物理系的同级同学中就有王大珩、于光远以及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等中国日后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同钱三强一样,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钱三强在清华期间读书十分刻苦,他喜欢做物理实验,动手能力也十分出众。

  1935年,钱三强选修了吴有训开设的实验技术课。“他手把手地教我们,让我们掌握烧玻璃的火候和吹玻璃技术的关键所在,并随时指出我们的缺点,我感到得益不少”,钱三强在回忆老师的文章中写道。钱三强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吴有训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做实验时,他误把整个玻璃设备全都炸碎,水银也流了一地,结果吴有训非但没有责备他,还带着钱三强一起到实验室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且鼓励三强继续努力做好实验。最后,钱三强毕业论文的实验得到了90分的高分。

  后来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期间自己动手制作简单的实验设备,受到了导师约里奥的赞许。他曾写道:“回忆这段事实,说明我在清华大学时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吴先生鼓励我们敢于动手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一生是有意义的。”

  留学法国,心忧祖国核事业

  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在恩师吴有训的推荐下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1937年7月,中日爆发战争。同年,钱三强通过中法教育基金会考试,获得进入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的学习机会。钱三强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研究所创建人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

  在居里实验室的研究生活既充实又紧张,可惜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光景,世界大战的阴云便笼罩在欧洲的土地上。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下,无数国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钱三强深深地怀念着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和身处战火中的人民和亲人。

  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当年同在清华求学的物理学界才女何泽慧结为夫妇。新婚后的第三天,钱三强就回到了实验室,继续领导他的科研小组。12月9日,钱三强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首次公布了“三分裂”的初步研究成果,后又公布了首次发现的“四分裂”径迹照片。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他“亨利•德巴维物理学”奖金,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此奖。1947年,钱三强被晋升为研究导师,科研工作如日中天。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在钱三强的自传《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发现》中,他这样写道。

  当时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后,中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我们中国也应该研制原子弹。“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钱三强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回国。“我们国家很需要科学技术,我应该回去为国家服务。” 

  临行前,钱三强夫妇与相处了11年之久的导师伊莱娜夫妇道别。伊莱娜将放射性材料和多年研究获得的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夫妇,让他们带回国。虽然在常人看来这只是一块小小的放射源,但却为中国之后的核物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重回清华,建系计划受阻

  1948年8月,钱三强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清华园,这时,他的身份已由一名普通学生变为了一名物理系教授。

  “当时钱三强先生是系主任,他刚从法国回来,满口法文。”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郭奕玲回忆道。郭教授曾是钱三强的学生,上过他的普通物理课。“后来我们再和钱老说起这段往事,他还哈哈大笑,笑称自己不是个好老师。”回忆起这段师生情,郭教授的声音依然深情。

  早在1947年2月1日,钱三强给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曾郑重提出过成立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的想法:联合北平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术力量,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原子能科学。校长梅贻琦在回信中答复:“校中企孙、重衡(霍秉权)、培源诸先生极赞成。盖原子核之研究,实今日科学上最重要之工作,而国内尚少推进……故清华再筹得美金五十万作补充图书设备专款,时即决以五万元作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

  可当钱三强回国后,研究所却碍于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未能成立。在当时,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高校或研究机构都未能有设立专门的原子核物理学科,但钱三强从未放弃过这方面的努力。

  四处奔波,广集物理人才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前期的创建工作,第二年着手筹建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钱三强牵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后来的两弹一星工程中许多研究人员正是出于此。

  在1999年中央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包括钱三强在内有王淦昌、彭桓武、于敏、周光召等7人都出自这个研究所。当时,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原子能研究所)被称为“满门忠烈”。“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王淦昌曾这样评价钱三强。

  1958年,二机部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原子核工程建设全面展开,钱三强成为核武器研制规划的制定者之一。他将自己原子能研究所里的重量级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于敏、黄祖洽等人调过去担当重任。“知人善用,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这是彭桓武对钱三强的评价。在钱三强看中并举荐的人才中,包括邓稼先与朱光亚在内的许多人都成为了“两弹”功臣。

  1964年、1967年,我国原子弹、氢弹先后爆炸成功,其间只隔了短短两年零八个月,比一般发达国家都要快,而当时的中国还依旧处于经济封锁时期。

  对于钱三强在“两弹”工程中展现出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能力,人们习惯称他为“中国核弹之父”甚至是“中国的奥本海默”,但他本人更喜欢把自己称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一名“老兵”。

  就是这样的清华走出来的优秀“老兵”,抱着“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报国梦,生动诠释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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