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1923年清华大学职员的合影：前排左四为教务长张彭春，前排左五为校长曹云祥

梅贻琦

清华大事记

　　在清华当校长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清华的教授太“牛”。 在中国，“教授治校”制度最早是由蔡元培提出，而真正得到圆满贯彻却是在清华。随着梅贻琦校长将它正式固定合法化，清华奠定了它成为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石

　　本刊记者/黄艾禾

　　1928年9月18日，北平城西郊，清华校园里官宦达人与新闻记者云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已经一年多，在三个月前的6月8日，北伐军开进了北平，清华大学即从北洋政府的手中被接管了。而9月18日这一天，正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大学新校长罗家伦正式上任的日子。

　　就职典礼相当隆重。清华学校董事会、北平政府分会、平津卫戍总司令、北平特别市党部、市政府、外交部、美国公使馆、燕京大学等均有代表参加。罗家伦宣誓道：“余誓以至诚，谨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谋造成国立清华大学学术独立发展之一主要基础，以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必遵廉洁，务去浮滥，如有或违，愿受党员之严厉制裁。谨誓。”

　　罗家伦：

　　清华大学前一定要加“国立”二字

　　罗家伦并非等闲人物。此公1917至1920年间在北京大学读书，正值“五四”，成为学生领袖之一。毕业后赴美欧深造，1926年回国当教授，虽1927年春天才加入国民党，但却深得蒋介石器重，曾担任蒋的秘书，军阶少将。此次任清华大学校长，是蔡元培推荐，也是蒋介石首肯。后来，罗家伦又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等要职，一辈子活跃于政界与教育界。

　　据罗家伦后来回忆，被任命做清华大学校长，他事先一点不知情。但是，一旦任命下来，他立即斗志昂扬进入角色。首先，他要求，在“清华大学”前面要加上“国立”二字，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任命书上没有这两字。为此，他请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贻写了一张“国立清华大学”的大字，动身时带上，后来，它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匾。

　　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国立”？这牵涉到清华的由来。众所周知，清华学堂在1911年最初成立，是由美国人退还的庚子赔款而来，旨在用这笔钱办起留美预备学校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到了清华的第二任校长周诒春时，已经有了将清华改办成正规大学的计划，到了1922年曹云祥担任校长后，又把这个计划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正式成立了大学部。曹云祥在任6年，做成的另一件事就是成立了日后名满天下的国学院，聘任了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导师”。所以到1925年时，清华已同时存在三个学制：游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

　　由于这些历史渊源，清华一直不是由教育部领导而是隶属外交部。罗家伦决心把这件事给理顺。果然，外交部提出种种不同意的理由，不肯交出清华。他们也反对在清华大学前面加上“国立”二字，说怕伤美国的感情。罗家伦反驳说：美国的赔款就是退还中国来办学校的，这个钱本来是国库的钱，现在美国退还国库，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国立”二字？——时年31岁的罗家伦，果然年轻气盛。

　　清华正式成为国立大学，正是从1928年罗家伦就任校长开始，而正式从外交部划出归属教育部，是在次年的5月，到了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决定取消清华大学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成立于1917年，开始以10人组成，由外交部主导任命，掌管清华的财权，后来改为三人组成，外交部两人加上美国公使馆参赞，曾经成为清华的主导势力。新校长罗家伦上任不足一年，即把这些行政体系上的障碍一一摆平。

　　但是，罗家伦却深知，仅凭自己新官上任这几把火，是无法把清华治好的，清华的学生，桀骜不驯，清华的教授，自治与自立的意识深厚，不倚重他们，就无法在清华立足。

　　教授治校：民主议事发扬光大

　　罗家伦知道，在1922年曹云祥当校长之前，清华的学生们从1918年到1921年间，曾经赶跑了外交部任命的三位校长张煜全、罗忠诒和金邦正，成为轰动一时的“三赶校长”事件。而曹云祥当了校长之后，清华早期的毕业生陆续回校任教者日渐增多。这些留美回来的学生们大多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主张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而这期间，曹云祥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初步建立了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

　　早期清华在建立起来之后，曾经历过“职员管理阶段”，即校长说了算，各部门职员协助校长管理；然后是董事会管理学校；再往后，董事会的主导地位下降，开始了“教授治校”的阶段，这时教授协同校长管理学校，成为学校行政管理的主体。

　　教授治校并非是清华的首创。在中国，最早提出教授治校的，是蔡元培。早在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时，就起草《大学令》，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1917年，蔡元培主持设立了北大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员是各科学长和各科分别推举的教授代表，任期一年。按蔡元培的想法，连大学校长，也应该是民主选出的。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北大的教授治校制度推行得并不顺利。

　　而在清华，教授治校的原则却得到了发扬光大。当留美回来的任教者对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后，经过反复讨论，清华教职员会议在1926年4月15日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

　　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下列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

　　由此可见，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大部分人、财、物之权力。但是，这些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要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而教授会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

　　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事后的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人们执行民主程序的热情与认真。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有余日宜教授提出、并获得赵元任教授的附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了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

　　接下来，评议会和教授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出系主任，决定课程大纲，台湾学者苏云峰在他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记述这一切时不由叹道：“可见二会成立后，教授们是何等的热心和积极参与校务，且未曾间断。”后人们从当年的另一位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看到这些名倾一时的中国大牌教授们，包括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校务，商量对策，起草宣言。人们常常觉得，但凡是做学问者应该对这些“政治”不感兴趣，其实，当教授们被真正赋予管理责任与权利时，他们的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

　　两年之后，当罗家伦来执掌清华大学时，清华教授会选举出的教务长是余日宣，而时任物理系主任的叶企孙是评议会的成员之一。

　　“真空”时期：

　　一个个被倒掉的校长们

　　罗家伦带来了国民政府于当年9月5日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共31条。这个条例与清华在1926年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相比，有了很多修改，教授会和评议会虽然还在，但是权力相对削减，比如教授会原来拥有的选举教务长权、否决评议会决议权、推荐各系教授权和推举系主任权就被删去，而政府主管教育部门和校长的权力却得到加强——实际上国民党何尝不想从教授们手中收回主管学校的权力呢？

　　但是罗家伦马上就感觉到了清华的教授们对这个条例的不满。为减少阻力，取得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合作，他也作了若干让步，同意重修《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赋予教授们更多的权力。

　　尽管后人对罗家伦批评甚多，但平心而论，在掌管清华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对清华的贡献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他努力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中国课程的地位；压低洋人的地位；开解女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不遗余力地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到清华任教；增设地理系和土木工程系，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等等。历史学家高华曾这样评价罗家伦：“即使是他在清华实施备受批评的‘四化’，即‘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也不能被一概否定。其中，廉洁化、学术化和平民化都对当时清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只有其中的纪律化政治味最浓，有明显为当政者直接服务之目的，而且采取的措施也不妥当，过于激进，招致清华师生的抵触。”

　　高华这样分析罗家伦最终辞职的原因：罗家伦的政治背景过强，他在清华实施的改革也过于突出政治；再者他资历浅，学术上无地位，而且讲话常大言不惭，招来许多非议和反对。1930年5月，国民党发生内讧，冯玉祥，阎锡山对蒋介石开战，汪精卫，阎锡山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清华师生趁机掀起“驱罗”运动。5月20日，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的议案，罗氏政治上失去靠山，在校内又得不到拥戴，内外交困中终于辞职而去。

　　在罗家伦之后，清华经历了一年多没有校长的“真空时期”，说它“真空”，并非说它真的没有校长，而是后来的两位校长都不被清华师生所接受，先后被驱走，这一年多管理学校的，实际上就是教授会(及教授会所产生的评议会和校务委员会)，直到1931年梅贻琦校长到任。

　　接替罗家伦当清华校长的，是乔万选。他是由正占领北平的阎锡山派来的。说起乔万选，其实也是个出身正路的学者，他是清华1923年毕业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任过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等职。当然，他与阎锡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不但是阎的老乡，而且也是他的幕僚。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喜欢乔万选并非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什么好恶，而是对政治势力干涉校务一向反感。1930年6月25日，乔万选前来上任，竟是带了阎锡山军队数车的士兵前来压阵。而清华的学生们毫不示弱，打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在校门口组织纠察队阻止乔万选进校。乔万选最终知难而退。

　　事后，清华校务委员会致电阎锡山：学生纯出于爱校热忱，其心无他，而目前校务已由校务委员会维持，不受影响。两天后，清华教授会也发布宣言表态：一、“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皆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二、愿学校行政，亦能走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

　　阎锡山再也没敢选派新校长前来清华。

　　又过了9个月，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半年，蒋介石掌握的国民政府又控制了北平。清华校长的人选问题又摆在面前。

　　这一次，亲自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选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主任吴南轩来做清华校长。吴南轩，复旦大学毕业后，留美10年，回国后担任过河南大学校长等职，也算是学人出身。

　　但是在清华教授们的眼中，吴南轩并无学术地位，加上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教授们对他并无好感。4月，吴南轩进校后，他公开宣布他的使命是“为党国培养人才”，专断独行，反对教授治校的制度，很快就与教授会产生尖锐分歧。

　　5月28日，教授会根据萨本栋、金岳霖、杨武之等15位教授的联名要求，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吴南轩“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如雇员”，要求教育部“请另简贤能”。第二天，清华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定支持教授会决议。学生们还整队至校长住宅，请其即时离校。

　　在清华的一片反对声中，吴南轩带了清华的印信，逃到了市区的东交民巷“遥控办公”，但最终还是没有撑过去，在6月25日离开了北平。

　　这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不敢随便派人担任清华校长。

　　吴南轩走后，南京教育部曾委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以兼职太多一再推辞，教育部又转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处理校务。在叶企孙按学校规定学术休假去德国后，清华教授会就向南京教育部索取了选举代理院长、代理教务长、秘书长的临时权力，在很罕见的没有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体制就这样合法化并固定下来。

　　梅贻琦入主：开启黄金时代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校长进入清华大学，由此开启了被人们称为清华“黄金时期”的阶段。

　　梅贻琦为人木讷寡言，然而在他心里，他比前任校长们更清楚也更尊重教授治校的精神与制度。在就职典礼上，他讲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他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的。他把校长比作京剧里演“王帽”的——所谓“‘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但是观众看的不是“王帽”，因为好戏并不是要他唱的。如果观众对这台戏叫好，他不过“与有荣焉”而已。在梅贻琦的任下，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一直维持到1948年年底，长达17年。

　　梅贻琦对教授的尊重表现在他上任后就开始大力聘请师资上。一时间，清华名师云集：顾毓琇、闻一多、王力、钱穆、周同庆、萧功权、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吴宓、叶公超、金岳霖、张岱年、吴晗、叶企孙、周培元这个名单几乎囊括当时各个学科的一代宗师。

　　与此同时，梅贻琦谨慎处理好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在他面前，有两份关于清华大学的文件。一份是国民政府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一份是1926年清华自己拟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前者比后者删减了许多教授会的权力而增加了校长的权力。然而，梅贻琦自动放弃政府所授予的大权，实际上，在他任校长期间，依据的仍是清华自己拟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也就是，评议会为清华最高权力机构，教授会为制衡角色，而校长是“虚君”。无论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议还是学生会，校务依照民主体制运作，开会时与会者均有提案权与自由发言权，采取多数表决。这种尊重多数与个人自由表达意见的制度，成为了清华师生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抗战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除了评议会未设以外，其他制度一直坚持着。

　　有一件小事，也许可以从侧面佐证，什么是已经深入人心的教授治校理念。1935年，在清华任教务长的潘光旦教授接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刘振华的一个请求：望潘光旦高抬贵手，让自己的儿子能够不经考试就能到清华当旁听生。对于这一并不合清华规定的请求，潘光旦回答道：“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因而，台湾学者苏云峰如此评价梅贻琦：其“最大贡献在于让清华教授实质上享有其他国立大学未曾有的治校权力”。

　　“通才教育”是梅贻琦上任后一直坚持的重要理念。梅贻奇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即便是工程专业的学生，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等都要知道一点”。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

　　当时考进清华的学生都会与录取通知书一起接到一张通告，告知， “本校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 事实上，当时强调的通才教育并非狭隘地要求学生在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成为综合的通才，而是要求他们各方面都有一定的通识。它的真谛在于把所有学生作为“人才”来培养，给予人文、科学诸方面的教育，而不是“制造”犹如“机器”般的专才。

　　梅贻琦在清华的师生中威信极高。他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令清华的师生们心悦诚服，一向以驱赶校长为家常便饭的清华师生们，从此甘愿与校长一起，把清华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终于奠定了清华大学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学术地位。梅贻琦自此成为清华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校长——而在清华学子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位“终身校长”。  ★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