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你应当培养起宽广的视野。这是领袖人才必须具备的优秀素质之一。见多才能识广，居高才能临下。张艺谋是艺术界公认的领袖之一。当被问及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张艺谋的团队评价说，这是因为张见过了最好的东西，所以他知道什么叫最好。这个评价非常深刻。只有具备广阔的视野，当你在面临无法预料的局面时，你才能迅速辨清方向，知道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培养宽广的视野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它意味着你必须见过足够多的东西。你既知道好东西是什么，也知道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什么都见过，也就见怪不怪了。其次，你必须见过足够好的东西。只是见得多还不行，你还必须见过真正的好东西。就好比鉴宝，你得见过真正的宋瓷，才分得出真假，才敢一锤子把看上去很真的东西砸碎。第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你还必须能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去解读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技术的问题都比较好办，真正难以解决的是文化、思想和宗教问题，这些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需要你具备综合开阔的视野。 

　　第三，你应当奠定扎实的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和植树造林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性。土壤越肥沃，树木才可能生长得越快越好，越能成材。教育也是一样，基础越扎实，人才培养的速度和质量才会越高，越能成才。现在很多同学学习书法，为什么一定要从楷书学起，而且一定要从“颜、柳、欧、赵”等前辈大家学起，就是因为，楷书是一切书体的基础，只有把楷书的基础打好了，日后才能触类旁通，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甚至形成自己的体。反过来，如果没有打好楷书的基础，就先去学什么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可能刚开始还能学得像，但是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会遇到瓶颈，很难取得什么成就。扎实的基础同样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它意味着你必须花的时间足够多，学得足够深，足够难。别人学一年的东西，你可能需要学两年；别人学D类数学就可以了，你可能一开始就要学A类；其次，它意味着你必须阅读大量的文献，甚至是原典文献。真正的基础实际上来源于此；第三、它意味着你必须经受过系统的训练。训练是否系统的结果大不一样。系统的训练会有效培养你的洞察力、敏感性和缜密的思维，使你看上去有一种厚重的感觉。 

　　第四，你应当学会选择的能力。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选择机会的空间增加。传统社会是一元的，现代社会是多元的；传统社会是被动服从，现代社会是主动选择；传统社会是从一而终，现代社会是分化裂变。因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一种是你要学会处理复杂问题的多项本领。你要拥有一个百宝箱，遇到哪一类问题，就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哪一类办法；另一种是你要学会在众多的机会中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机会。为什么要学会选择？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你的时间、精力、金钱等等都很有限。就像人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一样，当你选择了一个机会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不可能同时选择另一个机会。所以萨特说，选择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经济学称它为机会成本，也就是当你做一件事而不得不放弃做另一件事时所放弃的收益。人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众多的机会中选择一个能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机会。这两种素质，只有在综合性大学中才能培养出来。 

　　第五，你应当掌握思维的方法。同学们现在都非常关心分数。我非常理解。因为考不到一定的分数就上不了北大。每天我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的来信。他们向我讲述他们的理想、抱负和现实的差距。但同学们将来进了大学就会了解到，实际上，能力远比知识重要，知识远比分数重要。分数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不单单是我的发明。《耶鲁1828年报告》是一份对美国本科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报告，至今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份划时代的报告中区别了两个非常深刻的概念：思想的“方法”(discipline)和“内容”(furniture)。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就是获得“内容”。在这万变的世界中没有永久的价值。想要成为商界、医学界、法律、政治和学术领域的领袖，学生们需要的是“方法”，就是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面对新的挑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你必须在大学里掌握捕鱼的方法。 

　　第六，你应当具备想象力和创新精神。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谈他招收学生的标准。我看了以后深有同感。因为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些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看学生有没有好奇心。宾大的教授相信，只有有了好奇心，你才可能为你即将从事的事业倾注全部的心力。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伟大创造，都是来源于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根本动力。美国为什么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新能力。日本为什么衰退了？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这种创造精神和能力。中国怎么办？再过二十年，当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现有的劳动力竞争的比较优势将全部丧失，那时候，决定国家和个人地位的，就只能是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了。 

　　第七，你应当学会沟通和交流。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完成某项工作，必须依靠团体的协作。正因为如此，大公司、政府机关、甚至是学术科研机构，也越来越强调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它在今天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你必须学会宽容，学会表达，学会交流，能够使用清晰的语言简洁明了地阐明你的观点，并让他人能够了解、理解甚至是接受你的思想和意见。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们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个能够与他人沟通和交流的人能够有效缓解精神压力，从而生活得更有质量，也更有品位。 

　　第八，你应当培养起远大的理想。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理想的时代，都在忙着数钱了。问题在于，最穷的人可能就是这些人，穷到只能去数钱的地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确呈现出的一些病态特征，三十年来，我们拼命地向前奔跑，但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么跑，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想，这不是中国将一直持续的特征。也许当你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将会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只有有理想的人才能带领大家一起跑，成为领导者；没有理想的人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做一个追随者。 

　　如果以上述标准来衡量，那么，在中国，能够提供培养领袖人才的大学，可能只有北京大学。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阐明这一点。 

　　首先来看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一点，几乎就是北大和北大学生的标志。如果十个人在一起讨论问题，九个人意见相同，唯一提出不同意见的一定是北大的学生。即使他也同意其他人的意见，但他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十个北大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那可能会出现十一种观点。因为第一个人在讲完自己的观点后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提出新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原因是传统的力量。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几乎就是北大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在这方面，我只举一个例子。同学们现在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三十年来我们差不多少生了5亿人口，才有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但是，控制人口的国策最早是由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的。由于这个政策和毛主席的“人多力量大”观点相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全国人民都反对他。面对架在家门口的高音喇叭，马寅初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辉映千秋的文字：“我虽年近八十，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绝不向专以力压人而不以理服人的人投降。”这种精神传统必须依靠时间的锻造。另外一个原因是有没有一个宽容活跃的环境。北大的课堂，特别鼓励学生挑战老师的权威和观点，老师和学生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研究探讨问题。这一点在其他学校很难做到。特别是工科学校。因为工科尤其讲求权威和服从。如果不服从就会乱套。所以当有些学校的教授也认识到这一点提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时，我特别表示怀疑。因为在一个整个都是听话出活的工科环境里，培养批判性思维只能是一句空话，说说可以，做是万万做不到的。当然有人说，这个特点可能使北大的学生不受单位和社会欢迎。但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所提的要求是领袖人才，而不是一般性的人才。对于领袖人才来说，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比听话出活的执行力更为重要。而且现在毕竟和以前不同了，我们的国家更加开放，也更加民主，我们是在和全球人才一起竞争。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你的价值。 

　　其次，宽广的视野。北大学生的视野为什么比较宽广？可能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北大的学科最齐全，而且文、理、医、工各学科的力量都很强，不存在瘸腿的情况，你想学的任何东西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名师。另一个是北大和外界的联系最紧密。这一点首先要归功于北大的讲座。北大每年有一千多场高水平的讲座，平均每天有四到五场，学生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观点和思想的撞击。另一点要归功于北大在国际上无以伦比的影响力。各个国家的政要、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大师造访中国，一定要访问北大。所以北大学生有各种机会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最后一点要归功于北大学生自己。北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思维非常活跃，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砥砺，相互启发，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 

　　第三，扎实的基础。北大的课堂，非常强调对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要求比其他学校要高。比如，同样是学习计算机学科，北大学生要学习两年的数学和物理，以奠定他们扎实的数理基础；但其他大学的计算机系对学生在数学和物理的要求要低得多，只学一年就可以了。因此，北大计算机系的同学往往能够自己提出方向，但其他大学计算机系的同学必须在方向指明之后才能进行程序设计。之所以会有上述区别，原因仍然在于学科不同。北大计算机系更强调理科背景和创新能力，而其他大学的计算机系更强调培养程序设计师。对于程序设计人员而言，学习一年的物理和数学足够了，多学也没有意义。但对于计算机领域的领袖人才来说，一年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微软、IBM等大公司中，其他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很多，但中国唯一能够在计算机领域进行自主创新的人是王选和他的方正，现在还有程旭和他的“中国芯”。其他大学的校办企业都只能仿制机器，自主创新的事情做不了。 

　　第四、学会选择。在北大，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行动，它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尊重选择的文化。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机会，老师们则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整个元培计划就是一个鼓励学生不断选择，不断试错的过程。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在大学，多经历失败和挫折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是一件好事。但到了社会上就不行，失败越少越好。因此，在大学里多失败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进入社会以后少失败。而学生们也就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逐步培养起自己学会选择的能力。 

　　第五、思维的方法。北大的老师深刻地认识到，未来的世界是不确定的。在一个知识更新速率不断加快的时代，仅仅教给学生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教给他们思维的方法。因此，在北大的课堂，老师们在第一讲就会告诉你这门课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具体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他们还不断根据讲授的内容，带领学生了解自己是如何思考和开展研究的，启发学生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法，培养科学的研究习惯。除此之外，很多基础学科还专门开设了方法论课程。比如，社会学系就给全校学生开设了《社会学方法论》的选修课。 

　　第六、想象力和创新精神。思维活跃是北大学生的典型特征。这种活跃思维的养成是和北大本科教学的民主精神息息相关的。在北大，老师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想象力，鼓励他们匪夷所思，培养他们的直觉、猜想和洞察力。无论学生提出怎样古怪的观点，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能够自圆其说，老师们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所以，北大二年级的本科生能够就打水问题写出一篇高质量的经济学论文，发表在经济学界最高学术期刊《经济研究》上，这并不奇怪。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创新精神，信息管理系的李彦宏才能创造出“百度”这样的公司，并成为亿万富翁。 

　　第七、沟通和交流。北大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和平台，它提供了各种各样沟通交流的平台。无论是学生社团，还是课堂讨论，甚至是临睡前的卧谈会，都使学生在交流中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特别是，国际化的校园和世界课堂的开设，使北大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和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一起交流；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也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了沟通与交流的机会，不断拓展学生的思维；最后，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大传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传帮带作用。很多学生毕业后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学长对他们成长道路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比老师来得还要深远。 

　　第八、理想主义。北大人似乎天生有一种特殊的理想主义气质。一旦配上北大校徽，他们顿时就有了一种被选择的庄严感和神圣感。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即使是像堂吉诃德一样也在所不惜。很难说清楚这种气质从何而来。也许这是历史赋予的必然？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和北大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北大人的理想主义，尽管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从根本上说，他是为了更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而存在的。这往往使他们和当下的现实有那么一点点距离，而在历史中获得更恒久的价值。 

　　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真正的北大是不能用语言去描述和刻画的。这使得北大之外的人很难去把握和理解这样一种存在。然而，一旦你进入这所校园，在未名湖畔生活得越久，你对它的爱也就越深。凡是进入北大的人，连同他们的家长，终身都成为北大的信徒。这是已经内化为身体和骨子里的信仰。我常常在想，北大真正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这片不大的园子能成为那么多精英人物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为什么有的人一提到北大就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可能就在于，北大给你的是一种培养，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是让学生自己去感知，去领悟，而不是被培训，被训练的。这种文化品质必须经过上百年的锻造才能形成，不是短期内能够制造出来的。 

　　所以你看北大培养出来的人，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几乎都是各行各业的领导者。王选、李克强、李彦宏、俞敏洪，等等。他们的存在，不是改变了一个时代，就是改变了一方土地，要么就是改变了上百万人的命运。这是北大奉献给国家、民族和人类的最好的礼物。 

　　归根结底一句话，选择北大，就是选择成为领袖。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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