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扬

　　北京大学今年将在部分省份试行“高考+面试”招生机制，面试以考生高考成绩为基础，通过对考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的考察，以决定录取与否。去年11月，北大11名教授联合致信校长周其凤，提出了“高考+本校专家综合面试”的招生方案。

　　北大此举在中国高校中开了先河(以前一些高校只是自主招生时有面试环节)，意在破除高考录取“唯分数论”，力求招到综合素质更高、更符合学校要求的学生。从大方向来说，这种改革值得肯定。并且，我们相信北大会珍惜百年名校的声誉，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排除权力和人情干扰，杜绝暗箱操作，保证面试的公平公正。但即便如此，我仍对北大此举心存两个担忧，或者说怀有两个希望。

　　首先是担忧面试对农村考生不利。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的考生，他们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能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连普通话都说不溜，面试时显得畏畏缩缩，这些外在因素构成的“第一印象”很可能影响面试成绩。更重要的是，农村学生在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不如城里学生——这实在不能怪他们：他们就读的中小学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简陋，学校没法给他们提供锻炼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机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村学生放学后要帮父母做家务、干农活，放假时要打零工凑学费，没时间也没钱去学唱歌、绘画、舞蹈、电脑知识。如果以这些能力、素质决定录取与否，显然对农村考生不公平。

　　农村学生当然也有比城里学生强的素质。比如，通过央视关于西部学生“小餐桌”的报道可知，那里的很多孩子自己动手做饭，这个素质很多城里学生就不具备。进一步说，在意志品质、吃苦精神、独立生活能力、孝敬父母等方面，很多农村学生占优势。问题是，高校对于学生素质的评价，往往拿城里学生的特长去考量农村学生，就让很多农村学生显得素质低。

　　在这方面，周其凤校长曾说：“不能一谈到素质就是说唱歌好、跳舞好，农村的孩子更知道尊重别人，更能吃苦，更知道感恩，这是比会背一些诗歌、多解一道数学题更高的素质。 ”希望北大能这样做，在面试制度设计上体现这种理念，多站在农村学生的角度看待他们的素质，给他们公平的机会和公正的评价。

　　第二个担忧与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北大会商“思想偏激”学生有关。4月16日，周其凤校长首次就此作出回应，称会商制度旨在早发现早解决问题，不明白为何被公众误解。我们的高校是要培养唯唯诺诺、老实听话的人才，还是要培养敢于说真话、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人才，这个问题几乎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北大拿不定主意，我倒有个建议：统计一下建校以来历届毕业生的情况，看看到底哪种学生毕业后成才、成大才的几率更高，看看有多少“思想偏激”的学生毕业后成了有益于社会的人、为母校增光添彩的人——尽管他们在校时给学校管理添了不少麻烦。因此，希望北大在面试考生时也能秉持“兼容并包”的理念，给那些有想法、有个性的考生以宽容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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