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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清华园 触摸百年人文血脉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2日 11:47   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典礼。这所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多年来被外界称为“工程师的摇篮”,然而沿着时间的河流溯源而上,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她的人文传统如此深厚,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造就一个群星璀璨的辉煌时代,一大批开风气之先的文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树起座座学术高峰,影响之深远直抵今日。大典前夕,记者走进清华园,触摸百年人文血脉。

  4月的清华园当是一年中最美的,丁香如怒,桃之夭夭,柳絮纷飞如雪。道路两侧挂满了校庆LOGO、海报,工人们正抓紧布置场地调试设备,随处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气氛。

  荷塘杨柳岸,建筑系的学生正在专心致志地写生。当年,一位清华教师在这里踯躅,满怀忧虑地写下了著名的《荷塘月色》,他的名字叫朱自清;

  爬满藤蔓的图书馆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 80年前,一名叫钱钟书的外文系学生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后人评价他“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清华藏书中的画线与评语大都出自此君”;

  当年也正是在这儿,本名万家宝的曹禺清晨匆匆赶来,坐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晚上闭馆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唰唰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

  于清华百年积淀而言,这些轶事不过是一鳞半爪,却足以令人心神向往。在清华大学家属楼,84岁高龄的校史专家黄延复在家中接受了记者采访。“在梳理研究了清华大学的人文传统之后,我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老人谈起旧事双目放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的人文精神是一代代传承的,没有周诒春就没有梅贻琦,没有梅贻琦就没有蒋南翔。”

  黄延复所说的三位老校长对清华发展居功至伟,但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老校长是曹云祥。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兴办的“清华学堂”,最初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浙江嘉兴人曹云祥出任清华校长,他在任6年间,从派遣留学生逐步转为培养本国人才,将一所中等程度的留学预备学校真正提升为完全大学。

  正是曹云祥,使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初具雏形。1925年春,国学院成立,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担任导师,这便是著名的“四大导师”。此外,还有吴宓、李济等诸多大家授课,沟通中西方文化,培养时代精英。

  国学院只办了短短4年,却缔造了一段不朽的人文传奇。“国学院共招了70多个学生,有40多个成了一流的大学问家,像高亨、王力、徐中舒、吴其昌、姜亮夫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遥想当年,感喟不已。

  如今,人们更多记住的是曾在清华任教的冯友兰、金岳霖、闻一多等,以及在“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教学理念下培养出的曹禺、钱钟书、吴晗、乔冠华、英若诚、季羡林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人文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但事实上,清华人文学科的斐然成就远不止于此。

  “陈达,中国最早从事数据调查的专家;戴世光,中国统计学的权威,开创了量化研究的先河;李景汉,著名的社会学家、调查学家。至于费孝通等人,那是学生辈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李强面对记者如数家珍。

  即便拥有如此骄傲的传统,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还是让清华变成了一所培养“红色工程师”的工程技术大学,人文学科全部被并入其他高校。金岳霖、吴组缃、周一良、陈岱孙等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因本学科被撤销,只能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少数民族史。

  院系调整后两个月,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他在大会上捶胸顿足痛心不已,随后违抗“书随人走”的规定,顶住压力扣下了人文类图书,保存一线血脉。如今看来,那次院系调整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场运动。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环境的变化,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复建随之展开,相关的系与学院先后恢复。1993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成立,随后又建立了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等。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挂牌,北大教授陈来、刘东出任正副院长。而在学校制定的发展规划中,文科已成为清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清华人还是媒体,都强调“复建”一词,将学科的恢复视为人文传统的回归,其意义不啻是“凤凰涅槃”。祖籍温州的陈来在接受采访时冒出了一句家乡话,他认为人文学科的恢复对教育本身的意义不言而喻,“培养人才不能只是专业知识,还要让学生具备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力,对伦理关系的分析力,对政治社会拥有丰富的看法,发展优良的德行,具备宽广的人文背景和综合素质。”

  回望过去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人们深切认同“钱学森之问”,梅贻琦的名言也一再被提起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此背景下,曾经边缘化的人文学科被重新评价,其作用也得到正视。

  “我们有5%的现代化人才培养不了,因为人文底子不足,缺乏批判性思维、大跨度的联想、整合科技的能力。”刘东说,清华人文学科的恢复、国学研究院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主性、学术主体性的重建,他对国学研究的前景非常乐观。“别看这间办公室不大,我坐这儿感觉特别好。国学研究院一分钱也赚不了,但它贡献精神财富,是定海神针。”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矛盾突显,很多学者试图从传统文化中一下子找到解决之道。事实上,完全寄希望于人文教育并不实际,这既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努力。

  李强说,发达国家都把人文教育作为一个核心,涉及理想、道德、价值观等方方面面。一个平稳运行的社会,物质体系和精神体系会基本保持平衡,但现在中国物质财富飞速增长,精神体系严重欠缺。“一个民族只有钱而没有理念是很可怕的,没有哪个民族能靠钱支撑起自己的精神体系。人文教育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可以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基本理念。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理念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人文学科所要面对的头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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