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普敦大学校长演讲

    2011年4月23日上午，清华大学举行“2011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图为开普敦大学校长Max Price教授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开普敦大学校长Max Price教授：各位同仁、顾校长、各位大学的校长早上好！首先我想感谢清华给我这个机会到这里来发言，并且我想代表开普敦大学，代表南非大学，我是本届会议上唯一来自非洲的代表，所以我代表非洲向清华大学表示祝贺。

　　像中国的大学一样，南非的大学也在不断的融入全球大学体系。南非几十年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种族隔离导致国际学术界对南非大学的抵制，使我们与外界的学术交流变得复杂。但是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南非大学就开始融入全球社会。

　　我们在提到中国和南非大学加入全球大学体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体系的基础是什么？一个体系通常是以共同的规则和价值观为基础的，那么全球大学体系的规则和价值观是什么呢？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出非常卓越的贡献，我们认为通过基础的教学，通过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让他们在经济、政府和社会服务当中任职，通过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通过推动社会运转的方式，通过为社区和国家提供服务，我们都能够直接的、迅速的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促进发展，这都是我们的目标。

　　我今天早上的讲话，就让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和发展中，我们可能不尽同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学自由经济发展和好的治国理政的政策而言，道德和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比如说人权和教育自由，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重要作用的。刚才刘国委的发言中，强调了这些问题的重要写，他说我们需要有开放宽容的思想，我们需要发展一个校园的精神和气氛，就是鼓励创新和追求真理的这样一种思维，这对于我们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行胜于言，就像顾校长说的那样。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思考自由，关系到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合理性，这也是卡尔的书里面反映出来的观点，我们要刺激和鼓励创新合理的决策，以及作出符合公众利益的决策和政策。

　　开放的社会就是卡尔这本书的题目，意味着科学家都应当以真理为基础，来进行科研，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治国理政和发展领域也是一样的，所有的学术分析家和社会学家，都要确定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有利于学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只有这些决策经得起民众的考验，只有允许各种不同的思想碰撞，才能保证决策的质量。我们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允许  错误的出现，不盲目崇拜追求真理，允许辩论和质问。不管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我们都应当允许对各种思想进行批评和讨论，这样才能确定我们的决策是最合理、最科学的。我们要确保思想自由的交流，使它能够影响政策的制定，这就是开放社会的精髓。

　　我想因为时间所限，我的讲话不可能像我的长篇论文中那样阐述的非常全面，但我希望大家不会质疑开放社会和思想交流的重要性。我想这就需要我们在体制和立法，比如说宪法、立法者和政府允许反对派存在的这种结构方面作出改进。建立开放社会，需要国家政府允许所有日受教育，受到高等教育，确保政府执政的透明性。谁在做决策、决策是怎么做的，决策者都代表了什么利益，这都是对于形成一个开放社会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了使思想市场能够良好的运转，我们需要注意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这些都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大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还需要公民的参与，公民不应当受到威胁，他们参与了之后，能够对于社会形成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创新的思维，来找到正确的世界观，来推动知识市场的运转，开发新的思想和思路。

　　大学是知识的权威，但是也应当成为活跃的公民，成为政治方面的权威，其实很多有利的政策和决策都是来源于大学研究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未来应该加强大学的工作。大学的独特责任，就是要使开社会能够成为可能的条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应当冒着风险去挑战当权者。我们不应当以意识形态或者是某个党派为我们的原则，而应当致力于推动人民的生活改善，拥护言论自由，反对对言论自由的威胁。我们所有国家、所有人都依赖于大学保护它的教职人员的学术自由，比如说我举一个南非的例子。南非的自由进步宪法，一直为世界所称道，它的立法比如说信息自由法案，都为大家赞扬。我们有两个法案，一个是信息保护法案，它允许政府对于一些信息加密。比如说一些关于公众利益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但是这就对于信息自由造成了威胁，因为这会造成腐败，对人权的不尊重等等。第二个威胁，来源于执政党，也就是非洲国大党。如果媒体采取了不公正的行为，那么议会就会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把这些媒体工作者投入监狱。我觉得进行报道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不影响由政党或者政府进行控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精髓，就是他们认为政府有权利用一切工具，来为政府也就是执政党认为正确的目标服务。但是我觉得媒体和民众，应该用不同的声音，来反映出他们认为执政党应该做什么。我们执政党的这些政策，和明显是与开放社会格格不入的。

　　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的时候，我们当时宣布没有政党能够垄断真理，我们认为所有约束言论自由的行为，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媒体也应当反映出社会对我们有什么不满。去年信息保护法案和媒体法庭，都遭到了媒体、民间组织尤其是学术界的反对。我想说的不是这两个法案的内容，而是大学在保护开放方面可以做什么。我举这两个例子，是因为我比较熟悉南非国内的情况，我认为国际大学体系，就是你们所代表的各个大学，应该都具有这个共识。大学要发挥这个作用，它就需要一定的自治，政府或者政党不应当控制大学，不应该指定大学的负责人，不应该对大学内部的进深指手划脚。我们要确保政府、政客、企业，都不可能来主导大学的决策过程，绝对不能有违背信息自由的做法，比如说禁止书籍的出版、禁止言论的发表等等、禁止网络上言论的传播。我们认为网络应该对学术界和学生完全开放，大学不仅应当为社会提供服务，我们还应当为社会进步提供思想的来源。

　　我想我们要做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大学都有责任来保护言论自由。这对于大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追求真理，是息息相关的。第二、抵制阻止大学行驶这种社会服务责任的各种因素。第三、大学应当成为人们在追求真理方面，在形成他们社会责任方面进行求助的一个权威。社会都希望大学能够有领导作用，能够支持宗教团体在这方面实现宗教自由。大学都应当付起学术和道德领导力这方面的责任来。第四、大学有独特的优势，来培养未来的领袖，通过教会学生批判思维和发扬公民精神，来使他们在未来促进民主，我们要在这方面发挥典范作用，促进学生积极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

　　顾校长，谢谢你这次邀请我来，我刚才说的几点，希望能成为全球大学体系共同的规则和价值观，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服务，再次祝贺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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