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北海公园，微风轻拂，水波不兴，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    远远地，走来一群人，中间那位有50多岁，他双手背在身后，对身边的人说着些什么。周围的人看起来很年轻，都是20多岁的样子，脸上带有崇拜的神色。

　　那人说：“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两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这是1927年，说话的人是梁启超，时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四大导师之一。

　　每年暑假前，他都会约几个同学一起去北海散步、演讲。而这次，由于邀请的“嘉宾”并没有到场，他便自己展开了即兴演讲。他的学生吴其昌便将他的谈话记录了下来，辑成《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流传至今。

　　那时的他们都不知道，四大导师在国学门的一言一行，几乎字字句句都被后世奉为经典和楷模。

　　◎本版参考书目

　　《王力》

　　张谷、王缉国

　　《清华故事——

　　名人眼中的老清华》

　　李凌己、佘志超

　　《清华的大师们》

　　黄延复

　　《赵元任生活自传》

　　赵元任

　　《吴宓日记》

　　吴宓

　　《梁启超年谱长编》

　　丁文江、赵丰田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蒋天枢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余英时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写的纪念铭文。

　　不服西学东渐  逆大流讲国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清华师生受到了影响，掀起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的奋争。

　　这所刚成立不久的学校，因用庚款办学遭到了不少骂名，认为其为“洋奴学校”，专培养亲美文化的学子。而这时的清华内部，也确实更重视西洋文化。

　　学校虽开有本国文化的课程，但并无学分要求，反而如果修不好西洋文化，会影响学业。再加上学生们出于将来出国语言的考虑，学校内部对西洋文化的重视一时间达到极致。

　　但是，不少有识之士对清华的这种现象颇为不满，提出改革思路。

　　1925年，在校长曹云祥的推动之下，学校进入了后来被称为“过渡时期”的日子：成立大学部和研究院，但因为缺乏资金，国学又尤为重要，便在研究院下先设国学一门。同时，学校聘请了日后被世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属于清华的国学时代终于缓缓开启。

　　当众学校还在孜孜以求西学东渐时，清华却别树一帜，静下心来，逆势而上，回顾整理中国的千年文化。

　　不给固定答案  践行独立思考

　　吴其昌在《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中记录道，梁先生认为，当时全国的学风都走到了急功近利的一步，并喜好在获取“断片的智识”而夸耀……学术之不考究、不谨严，尤其不允许别人指摘，学风低下，不堪入目。

　　梁启超认为，自己的学生务必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下，保持冷静的心态和独立思考的思想，“杀出一条血路”。

　　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四大导师的言行，也无一不在践行着这个规定。

　　王国维上课时，讲得很朴实，见解却精辟新颖，为学生闻所未闻。他讲课逻辑性强，凡经他作过精深研究的课题，他都有分析，有肯定的结论。但让学生王力奇怪的是，在一些问题上，他常说“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有好几个问题如此。

　　后来王力才知道，王国维并非真的“不懂”，课下学生再去请教时，他便能说出自己的见解来，只是他觉得自己的意见不成熟，不宜在课上作结论。而且，王国维有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想用自己的答案限制学生的思维。

　　梁启超讲《近300年学术史》，学生张荫麟写信给他，有所发难。梁启超非但不责怪他，还在其快毕业时，称赞他说：“你有做学问的资格”。

　　反对著书立说  提倡潜心研究

　　时人喜好著文出书，对于这一点，大师们也颇为反对。

　　一日，陈寅恪先生为同学们演讲，他指出，现在对文化史的研究已呈现两种思路。一种是旧派，研究“死材料”，人们并不能从中学到什么新制度，也无法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感。

　　第二种便是留学生的“整理国故”，但此一种目前有许多滥竽充数的“学问”，明知无法证明，却硬要将西方的科学精神生搬硬套，来解释国学内涵。

　　此类书目，已充斥社会上下。而他的学生必须有批评态度、独立精神，一切从史实出发，而不是随波逐流。

　　梁启超也不同意学生跟随风气办杂志。五四运动之后，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常常是这个杂志办了几天，便停刊，几拨人又重新排列组合，办下一本杂志。

　　他认为年轻人的思想尚不成熟，写出的东西难免有误，因此，更应该读书而不是著文。即使著文，也不需要发表。

　　于是，国学门成立数年间，并没有一本像样的刊物出现，也没有人急着著书立说，反而以国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全身心投入研究。

　　坚守道德底线

　　倡导人格独立

　　梁启超曾提出，社会的浮躁已无需多言，而人心之不古，世风日下，更是让他痛心疾首。他希望学生能重树道德的信仰。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社会上的人并不相信道德，但他的学生必须从自己做起，坚守道德底线，人格独立，并以此来潜移默化他人，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自的责任。

　　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精神，至今听来，仍是胆识空前，甚至有一种悲壮的色彩。而也正是梁启超的这一见解，使得国学门与其他“整理国故”的机构相比，更早到达了国学的真谛本身。

　　●结语

　　1929年6月底，刚刚成立的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第一批大学部的毕业生，同时，国学门也送走了自己最后一批研究生。

　　随着成立综合性大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国学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说，王国维先生和梁启超先生的去世，使得国学门达到了思想史的高度，那么众弟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不遗余力地一次次踮脚回望，则完成了国学门成为经典的塑造过程。

　　正如1929年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上撰写的碑文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今，这块碑依然在清华园里立着，人来人往，总有人停下来，细细地揣摩这其中的含义，了解这几十年来的得失。

　　而“独立”和“自由”，他们的弟子用生命和尊严为之坚守。

　　本版文/记者  徐天

　　制图/周建文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老师到校后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讲师李济，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因1926年夏才到校，故未留影。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