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东学生罗彩霞被当地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一度成为新闻热议的话题。冒名者父亲公安局政委的身份成了关注重点，也正是这位政委以权谋私，顺利地让女儿冒了别人的名上了大学。然而，现实总是不断超越人们想象。继罗彩霞之后，不断有新的“冒名上大学”事件发生，当事人并非位高权重，但还是轻而易举地冒了名，入了学。

　　山东省东明县实验中学的李景娥就是这样，冒她名上大学的程永珍是她的同班同学，只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孩。她到底是怎样通过层层审查，冒名进入大学并顺利毕业的呢？

　　为增加录取机会，冒名多填志愿

　　2005年的高考(微博)成绩出来后，李景娥很是失落。平时成绩还不错的她这次只考了446分，她不甘心，决定开始复读。因此，高考填志愿那天，李景娥连学校都没有去。

　　同班同学程永珍成绩远比李景娥差，只考了352分。得知李景娥不打算填报志愿，她就在填完自己的志愿后，又用李景娥名字报了另一个志愿，她想“这样可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

　　“当时俺年龄都比较大了，俺是82年出生的，比她们(同一届的学生)大两三岁，不想复读。即便复读，也很难考取一个好学校，就想随便上一个算了。我抱着这个想法，又得知李景娥想去复读，就‘帮’她填了志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当时也没多想，就是看见李景娥没来填志愿，随手多填了一个。

　　一个多月后，高校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发放。程永珍被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录取，而李景娥被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录取。看到李景娥被录取的学校比自己的好，程永珍就想上李景娥那个，她想，反正李景娥也不会去上。于是，她拉上姐姐一起去求李景娥。

　　李景娥和程永珍同窗三年，而且也算是过往甚密的朋友。刚得知这件事时，李景娥有些不知所措，但程永珍的姐姐一再跟她说，不会对她以后的学习有什么影响，即便有影响，程永珍也会主动去注销学籍，不耽误李景娥的前程。

　　碍于同学的情面，李景娥没有拒绝。“你总不能拦着她们说不让她们去上这个学吧。而且她说了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李景娥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身份证都没带，拿着通知书就去报到了

　　得到李景娥的默许，程永珍就带着通知书去报到了。她是怎样通过各道关口，顺利完成学生注册的呢？

　　“你在拿到李景娥的通知书后怎么做的呢？如何不让学校发现你的假冒身份？”记者问。

　　“就直接去了，也没想那么多。”程永珍回答说。

　　“不怕被发现了？”

　　“发现了就不念了呗。”

　　“你什么准备都没有，那学校怎么没有发现？”

　　“他们就要了录取通知书，没有要身份证，可能要了准考证，我不是很记得了。”

　　“然后你就注册了、正式上学了？”

　　“对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入学时，学校对每个学生是否严格审查呢？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籍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05年，也就是程永珍去冒名上大学这一年，学校还没有将照片挂到网上去进行核对。“报到的时候不需要身份证。学生只需拿一个我们的通知书和报名号就能来注册了。我们不可能拿着身份证一个个对着，看你是不是本人，我们还是通过证件号来进行注册的。又不是公安机关抓捕犯人，那才需要专门的软件进行校对。再说年轻人相貌变化大，照片上看悬殊不大的很难辨别出来，我们工作人员又不是专业人员。”

　　该工作人员表示：“即便是现在依然这样。我们凭借证件号码和通知书来辨别身份、进行注册。”

　　毕业时发现问题，教育局要求被顶替者自己开证明

　　李景娥在复读了两年以后，在2007年以536分的成绩考上了齐齐哈尔大学自动化专业。大学四年平静如常，而程永珍也早于她3年毕业了。如果不是毕业注册时发现了问题，可能一个人的高考，就能够成就两个人的大学学历。

　　2011年临近毕业，李景娥所在的学院学籍科的一位老师打电话告诉她，她的毕业注册出现了问题，其个人信息已经在网上被注册了。而教育部规定，户籍上的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学生在4年内不能两次注册大学毕业信息。李景娥这才想起来6年前程永珍借用自己的高考成绩上大学的事情。

　　高中毕业后，李景娥就没再和程永珍联系过。费劲周折，李景娥终于从高中同学那里打听到程永珍的电话，跟她说了这件事。程永珍也感到很意外，她没想到会影响到李景娥大学毕业，当即表示愿意去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注销学籍和学历。

　　程永珍打电话给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问是否可以注销她的学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当程永珍和李景娥两人一起去办理学籍注销时，学校提出要有高考生源地教育局的书面证明，证明程永珍确实冒李景娥之名上了大学。

　　她们又回到山东，但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省东明县教育局都以此事“是学校的事”为由，拒绝开这个证明。两人又去了高中，但没有人愿意为她们开这个证明。

　　这下难住了两个女生。程永珍为此也感到很歉疚，她以为只要自己承认冒名就可以注销学籍。“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我承认还不行吗，为什么要其他人来证明？”她有些不解。

　　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说法是：“两个学生联合作假来上学，现在又要注销文凭。那么就要当地教育部门开一个证明，证明她确实就是冒名顶替的。你不能来说一声，就让我们相信你是假的，即便照片上有些许出入，那也是公安部门才可以鉴定的，我们不能下判断说你是假的。所以要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拿出意见，我们拿着这些硬性的材料，才能上报教育厅去注销文凭。”

　　贵州省教育厅也表示，要当地教育部门给出书面证明才能注销。

　　眼看着自己毕不了业，李景娥急得直掉眼泪，后悔当初不该同意被人冒名。事到如今，该谁来负责，又谁来解决呢？

　　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是省教育厅要求她们拿出证明来，才给她们办。她们两个无非是抓住两个人身份证的不一样，来质问我们当初怎么没有发现她是假的，还让她上了学。我们怎么发现？照片确实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如何凭借这点相貌上的不一样就怀疑你，把你退学？很多人都有这样相貌的变化。如果不是有人举报，我们不可能投入大量精力去核查身份。你没能拿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证明，我们不能自己作判断说你是假的。就比如你说你自己是神经病，我们也不能就相信你是神经病，除非你拿出医院的证明来。”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这件事确实难办，当地教育部门如果承认这个事实(冒名顶替上学)，那么就有人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不愿意开这个证明。

　　山东省东明县教育局则对回复记者称：“这一起冒名顶替事件中，两个人都参与了，所以两个人都负有责任。按道理，我们就不该帮李景娥出具这个证明。而且核实身份这件事情，那还得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公安已经给她们开了身份证明了。”

　　就在记者发稿前，李景娥来电话告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程永珍的学历已经被注销。记者从齐齐哈尔大学自动化专业学籍科了解到，黑龙江省教育厅已经通过网络告知学校，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学生已经清理完了，李景娥毕业已不再是问题。

　　冒名上大学背后的那些漏洞

　　仅靠行政处罚缺乏威慑力

　　自罗彩霞事件以来，陆续曝出多起冒名上大学事件，情形各不一样，有在权力运作下顶替的，有双方默许的。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静村分析认为，冒名上大学事件屡有发生，说到底还是人们犯罪压力不大。“这些人不是没有法律意识，不是不知道要懂法守法，而是人们大多认为，这不像杀人抢劫偷东西那么性质恶劣。”

　　教育部为了制止考试舞弊，在2004年5月发布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然而，该法规的主要目的是惩治考试作弊，而不是现实中也很严重的招生腐败。早在2007年，就有消息称《考试法》草案已进入最后完善阶段，但至今无果。

　　作为《考试法》草案专家组组长，徐静村告诉记者，程永珍和李景娥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但是不涉及违法。目前，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升学考试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教育权被侵占该如何处置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对于冒名顶替上大学这类事件，只能通过在这些事件中的其他相关的违法行为来进行惩处。

　　以罗彩霞事件为例，2009年10月，原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民警王峥嵘——冒名者王佳俊之父被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与原犯受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刑罚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而其他例如招办部门、学校所受到的行政或者党纪处分仅限于留党察看，开除党籍，降级等，鲜有涉案人员被处刑事处罚。

　　“实际上，招办、学校、户籍管理部门才是关键关口，仅是行政处罚很难形成威慑。”徐静村认为。

　　现行录取体制提供了“便利”

　　采访前，记者曾设想，可能如同罗彩霞事件一样，这件“顶替事件”藏着众多权力的滥用。但现实出乎记者意料，冒名者和被冒名者都来自普通家庭，程永珍的父母务农，其姐姐也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像李景娥这种情况，从表面看是出于无知，她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但从整体来看，冒名上大学事件频频发生，根源在于目前的计划录取体制。”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为认为，从高考到招生这个链条是很脆弱的。“如果一个环节能够打通，后面的环节就可以层层打通。”熊丙奇说，现在学生拿到一个通知书，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无论你是不是顶替的，以前成绩和能力如何，都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身份的转变，进而完成命运的转变。这种现状，使得众多没有能力考取大学或者好大学的人，走上了作弊、顶替、冒名的道路。

　　熊丙奇说，如果设定的大学教育制度是如欧美国家的“宽进严出”，那么就不会有人争破头皮来冒名顶替了。“你即便进来了，但是你依然可能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你还面临着毕业这个坎儿。”

　　诚信缺失是根源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关信平则将此类问题直指社会诚信：“这还是反映了中国的一个老问题，这么多年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诚信体系。”

　　关信平说，很多时候，不诚信的行为并没有伤害到特定人的利益，而是损害整个社会的公众利益。程永珍借用李景娥的高考成绩去上了大学，如果不是毕业时出现问题，那么她看似没有损害谁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占用了她不该占用的教育资源，损害其他人的受教育的权利。

　　就程永珍冒李景娥之名上大学一事，关信平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不诚信，又缺乏对不诚信的惩戒机制的例子。“一方面是管理者的诚信，对社会不负责任，不做好信息的核对工作让冒名顶替者轻而易举地钻了漏洞；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诚信，人们在行为意识中对这个问题看得不严重，往往只看一个人的成功，却不看他是怎么成功的，不看他在成功的道路上是否有欺骗等不道德的行为。一个人太诚信却被称作太老实，不够灵活。而一个人如果通过不诚信的行为获得了一些所谓的成功，却会被认为是有本事。整个社会文化中，人们对这类诚信问题的评价都是扭曲的。”

　　去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对广大考生进行一番提醒，明示了在高考中违规的代价——除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外，还将被记入诚信档案。然而，关信平认为，杜绝高考舞弊现象，应该作为从教育领域到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工程来抓。“如果仅仅对考生挥起警示大棒，而无法在更为深广的社会领域实现对权力失范行为的规制，治理高考舞弊就很难实现成功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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