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对各地发出明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以就业率作为衡量大学专业办学的标准，进而成为决定专业能否招生的生杀大权。这种政策的潜在逻辑，又是教育部门利益的扩张。

　　其实，高等教育本身的规律天然地排斥“就业率”为中心的评判标准。在发达国家，除了应用型专业，本科阶段均施行通识教育。即在大学最初的两年，学生并不选择专业，而是通过哲学、历史、文学和宗教的学习，使学生形成健全人格和逻辑常识。由于这些科目本身的非功利性，也注定无法用“就业率”衡量。

　　但现实问题是，一个既不符合经济学理论，又与教育自身规律相抵触的评判标准，却长期主宰着学科专业的生杀大权。为何？显而易见，在中国，这恰恰符合主管部门的利益。

　　在中国，任何部门一把手若要升迁，都需要在制定政策上趋利避害。亦即能在产生政绩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就是最优决策依据。在教育领域，由于公众对就业问题非常关注，这就决定了就业率的高低，是教育部门的“政绩”以及“不稳定因素”。

　　在这种考量下，教育部门制定出以“就业率”为核心的专业考核机制，也蕴含着部门利益逻辑。这套逻辑的先后顺序是：富余劳动力增加———产生社会矛盾———政府承受压力———要求高校扩招转嫁压力———高校管理者吞噬权力“伟哥”配合扩招———N年后毕业生增加，再次出现矛盾———行政命令要求提高就业率，再次转嫁压力。

　　在这套行政逻辑作用下，虽然可以短期缓解矛盾，却对行业长期发展不利。君不见，在中国本科阶段，通识教育举步维艰，而“金融”、“工商管理”这些市场上时髦，却应该是研究生起点的课程则成了替代品。这些课程虽然专业性强，短期可提高就业率，却由于学生缺乏通识教育，导致学生缺乏基本逻辑常识，学生进入社会后反而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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