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院长杨东平教授称，教育部已经开始制定方案，以回应异地高考这一民生问题。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曲相霏却称，“从私人渠道获得的非官方消息是，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不大可能放开，反而可能会越来越紧，这跟教育部的想法并不一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毫不客气地说，教育不公已是中国社会一个常说常新、颇为棘手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教育不公表现之一就是异地高考问题，甚至有很多学者直指异地高考不解决，教育公平就无从谈起。

　　当然，路得一步步地走，饭得一口口地吃，解决教育不公，我们并不应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一蹴而就。但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如户籍问题。如果说教育公平可以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的话，那么户籍问题便是酿造教育不公的起点之一。

　　一个基本的现实，在目前的中国，你的户籍(学籍)在哪，将直接决定你将享受有什么样的受教育权。基于此，户籍是教育公平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户籍制度不改革，别说异地高考，择校费、赞助费、流动儿童就学等诸多问题都将是难解之结。确实，现行户籍制度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户籍捆绑着太多的公民权利，成为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出入证”，公民一旦离开户籍，其相应的权利通常都会缩水。

　　当然，教育资源的有限性让破除户籍壁垒举步维艰，但唯有坚持和决心，户籍对教育公平的束缚效应才会逐渐消失，否则，越拖下去，代价越大。事实上，推动教育公平已是民心所向，希望教育部能加快制定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解决办法，不要再拿“正在研究、正在论证”说事，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时间表。

　　需要提醒的是，将依附于户籍上的教育不公剥离下来，让公民的受教育权突破地域羁绊，最艰巨的任务是合理科学地整合统筹教育资源，并将其上升至国家保障的层面，同时，还要促使各地政府从自身利益中及时退出，转而以提供公共服务、寻求公共利益的角色，成为教育公平的最终守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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