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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高“烤”季监考老师为考生打扇

 杨道正先生 杨道正先生

  高考(微博),我们曾共同走过。现在的高考是在6月7、8两日举行,对不少曾参加高考的长沙人来说,他们的高考,是在长沙7月的苦暑炎热中。那时的高考,老师学生家长(微博),甚至全社会最担心的就是中暑 

  A  监考老师为考生打扇,流露的是内心对国家重新重视教育的欢喜

  “不只是天气太炎热,中暑猛于虎,也不仅仅因为老师发自内心地关爱学生,更因为当年已经打倒‘四人帮’,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社会由无序转向有序,这一举措深得民心,整个社会呈现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气象。高考恢复后,在长沙最热的7月考场中,其实有不少监考老师,发自内心地为素不相识的考生打扇。”

  长沙市第十五中学退休教师宋炳生,今天说起高考颇有感慨。

  宋炳生今年已经75岁。1977年冬,1978年夏,她都是高考监考老师。1979年、1980年,她又参加了长沙市和湖南省高考阅卷工作,她记得那时高考试卷统分计数工具,使用的还是算盘。

  对于30多年前的高考,宋炳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热”。1978年7月高考,十五中是当年的考场之一。她清楚地记得当年摆放考生课桌椅时,最后要细心检查课桌是否有洞。有洞的课桌,一定要垫上玻璃。

  当年十五中教学楼是一幢红色砖楼,光线不好,又不透风,每间教室设监考老师3位。有时看到考生前胸后背的衣服湿成一片,监考老师自然会经意不经意地路过,替考生轻轻打扇,心中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考好。

  当年十五中有位彭友兰老师上了1978年7月26日的《长沙日报》,那一年十五中考(微博)场28考室彭发兰老师,看到一个考生有中暑现象,立即将他的桌子移至门边,为他扇风,使这个考生坚持考完高考。

  B   泼水降温、搭凉棚,防暑降温的土办法用在高考考场上

  原长沙市教委主任杨道正先生回忆说,当年在炎热的高考季,高考考场内当然没有电扇、空调,学生必须凭自己的体力和意志抗炎热干扰完成高考,各考点的老师们也在想尽办法防暑降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杨道正是闻名长沙的数学老师,也是高三班主任。那时送考的不是家长,而是高三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那些年,长沙市十四中的学生,都到一中考场参加高考,杨道正先生成为“考场外的守望者”。

  他印象中记得,一中考场在高考中的降温办法是将防空洞的水抽出来,喷洒在校园和考室内外,以求降温。

  1978年7月,长沙县果园中学考场六间考室当西晒,工作人员就用36床席子在18个窗口搭起凉棚。

  C  当年高考的“全民总动员”,1万人为5万考生服务

  高考是中国“第一大考”,全社会从过去到现在都在关心高考。

  空军十九厂的家属苏静记得,至少在1978年、1979年这两年,空军十九厂都派了专车,送冰棒到高考考场,慰劳高考考生。

  而当时东区的工农兵商店、大丰南食店、沁芳水果店等商店曾送过汽水、西瓜、面包等到考场。

  在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高考中,长沙市城乡共设158个考场,1600多个考室,全市抽调8000名监考人员,加上各级招生工作人员和医院、商店、公安、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的同志,共约1万人,为5万多名考生服务。

  1978年7月高考季,正值长沙周边乡村进入双抢大忙之中。望城县委和长沙县委号召“在不误农时抓好双抢大忙中,一定要合理安排人力物力组织好统考。”

  D   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神童”谢彦波

  结束文革,恢复高考之初,曾经有过一个用“神童”故事为考生父母励志的年代。

  1978年,一个抓住全中国父母眼球的“神童”的故事,在我们的城市发生:长沙市北区湖南医学院子弟学校五年级小学生谢彦波,跳过整个中学阶段,直接成为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第一期少年班学生。据说,11岁的谢彦波走进中科大(微博)校园时,还在滚动一只铁环玩。此后,谢彦波在15岁时再跳一级读硕士,18岁读博士,当时谢彦波曾被一些人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不过此后谢彦波的人生道路却走得有些曲折。

  当年,家有孩童,且望子成龙的父母,多数都被谢彦波、宁铂等“神童”的故事点燃,一些父母把自己不能实现的梦想,压在孩子的身上。上世纪80年代初,中小学校学生“跳级”的事情,在大多数学校都曾发生。

  1981年8月,长沙市八中初三年级14岁的张小林参加全国高考,以总分460分的高分,被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录取。张小林就是被谢彦波的事迹所影响,自学数理化,成为跨越高中学习阶段的另一位长沙“神童”。

  11岁的谢彦波,跳过整个中学阶段直接升入大学,也许天赋的成分居多。随着全社会对高考和成才关系的“理性”判断,大多数父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并非神童,他们更愿意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加健康地成长,“做不好父母,却逼子成龙”的做法,在后来显然已经被大多数家长所抛弃。

  E  不上大学也成才,高考季催生一个时代的学习热潮

  1977年10月12日,中国决定全国恢复高考制度。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各地高考分别进行,历时近一个月。湖南高考在12月17、18两日在全省广大城乡同时举行。此后,全国每年高考都安排在夏季举行。

  1977年的高考考试,震动全国,极大地调动了全体上进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全中国形成了一股不可遏挡的学习热潮。

  考取大学的“新三届”(1977级、1978级、1979级大学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狂热学习,想把失去的年华追回来。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微博),校方一度在课外时间关闭教学楼和图书馆,其目的就是要让大学们注意休息,保重身体。

  在长沙,不少有志青年更加关注高考落榜生自学成材的故事,以求励志。此时,一些青年在参加工作后,通过自学的方式,考取大学的新闻屡见报端。长沙五金工具总厂就有一位搬运工,仅有初中文化,通过自学,于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微博)哲学系,数年后又通过研究生考试。宁乡县老粮仓粮站工人朱大年1979年高考落榜后,业余时间,通过自学,终于在1983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在长沙城内,夜大、电大等成人大(微博)学也挤满了发奋学习的青年。   

  湖南知青网编著的《我们的故事》一书有一位“向北挺进”的网友,讲述他在恢复高考后曾参加高考,但因“底子太差”无缘录取,于是在火车站旁边当一个小营养员的他,申请上全夜班,工作之余,蹬着自行车到湖南大学蹭日语课。后来一直跟着著名日语教授周炎辉的湖大研究生班日语课学习,直到1980年12月调到外贸,改变自身命运后,才停止这段蹭课的学习经历。

  那些年的本报怎样心理疏导落榜者

  高考结束后,总有一部分考生不能如愿进一步深造。

  从1978年第一次全国命题高考后,《长沙日报》(后更名《长沙晚报》)会出现对“考得不好”的考生进行心理疏导的文字。

  从1978年至1988年“心理疏导”文字中,我们能看到时代前行的印迹。

  呼吁

  学习学习再学习,把火红青春献给四个现代化

  1978年8月18日:对于没考好的考生,要做好考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些人“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毒害,认为考取大学为荣,有前途;考不取,无脸见人。家长埋怨子女不争气,打骂,必须加以制止。

  考生也要明白,高考是“接受祖国的挑选,我还很不够,我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市十七中高三学生白滔说:“考得不好,但我不灰心,决心走业余自学的道路,继续努力,争取明年再考。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扎扎实实把各科知识补上去。”

  长沙县九中召开家长座谈会: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又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教育战线的师资、校舍都存在不少困难,考生多、录取少是正常现象。家长不能施加诸如“考不上大学真丢人”、“考不取大学下农村”之类的压力话。 如果不能进入正规大学读书,业余进修同样可以学好文化知识,同样可以为四化作贡献。

  建议

  家长应尽之责,就是让没有被录取的孩子振作起来

  1982年7月29日、31日:莫道落第是烦恼,榜下大有栋梁材。今年我省85%的考生要落选,我们的家长都是爱自己的子女的,无不盼望子女成材,对他们从严要求,希望他们能上大学,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对于落榜考生,家长应尽之责,就是让没有被录取的孩子振作起来,立志自学。

  古往今来,自学成材者不乏其人。湖南新华印刷厂工人杨小凯处逆境发奋自学,在经济控制论研究方面学有专长,被正式聘请为武汉大学(微博)教师。大学门外的青年,同样能踏上宽广的成材之路。

  1983年7月22日:榜上无名,脚下有路。家长应尽教导之责,需要知道落选考生思想顾虑多,压力大,一怕家长责怪,二怕舆论嘲笑,三怕在家待业。

  1985年7月12日:长沙县委书记曾昭宣看望高考学生,消除考生顾虑,关心考生生活。曾昭宣说:高考是祖国对你们的挑选,选上就服从分配,落选了,我们欢迎,长沙县这么大,要的是文化人,大有发挥的地方。

  教训

  子女上大学并非惟一出路,该怎样逼子成“龙”

  1986年7月8日:某中学一名学生因高考预考没考好,深感愧对父母竟跳河寻了短见。这出悲剧据说是因父母逼子成“龙“造成的。其实,子女上大学并不是惟一的出路。家长能从实际出发,引导子女学会一技之长,为社会做出贡献,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龙”。

  结论

  暂时落榜,岂能挡住你奋发进取的脚步

  1986年8月10日:歌曲《我多想唱》,表达了广大考生高考后被压抑的心情,生活应该有五彩阳光,年轻人就该放声歌唱。高考没考好,一样可以有阳光的生活。

  1988年7月9日:一旦失利,你将是消沉、气馁,还是鼓起勇气,去迎接人生道路上的新胜利?暂时的落榜,岂能成为你的包袱,岂能挡住你奋发进取的脚步!

  实习生 王芳 欧阳雯雯 整理

  原市教委主任呼吁给高考降降温

  [人物档案] 杨道正先生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参加过高考;此后二十年在高中担任数学老师、班主任,送走数届高中毕业生;1984年至1998年担任长沙市教委副主任和主任,负责长沙市高考的组织工作;退休后至今一直关注高考。

  “高考太焦虑了,负担太重了,应该给高考减减压,降降温。”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长沙市教委主任的杨道正先生呼吁。

  杨道正先生认为高考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公正,更科学,操作性强的选拔人才的好制度,但现在高考的升学率虽然很高,但压力比过去更大,人们更焦虑。同时,高考制度还可以进一步完善。第二,应该让高考降降温,减减压,让考生们能够更加健康的成长。

  在过去,高考升学率低,100个人只有几个人能够升入大学,现在八成以上的考生能够进一步深造。

  高考没有失败者。过去,高考考生并没有专门的心理疏导师,但长沙教育工作者,对高考考得不好的考生及其家长常以“榜上无名,脚下有路”等话语来进行开导。  一个人只要德、智、体方面健康成长,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本版撰文 任大猛 实习生 王芳  本版摄影 徐晖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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