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高考(微博)录取信息将陆续公布，让我们把镜头拉回过往的年代，听那些曾经辛苦备战的“老考生”们讲述和高考相关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心中别有一番感受。

　　50年代：档案里的处分，让我没有上成大学

　　1959年，我从晋中一所高中毕业后，去太谷县参加了全国高考。高考结束后，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主要原因有三个：平时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是语文是我的强项，作文写得特满意；我是共青团员，担任班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年大学扩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招生人数比较多的一年。看来被大学录取不成问题。当时我报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微博))新闻系和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然而，我名落孙山，连个中学毕业证也没发。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当时真是欲哭无泪。直到1976年，我参加工作落实政策时，才从档案中找到谜底：在“团员处分审批表错误事实”一栏里写了几条：支持右派分子、写反动文章……在“被处分人意见”一栏里，写着“接受处分”，并盖有我的图章。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想起来感慨万千。当时，所谓的错误指的是这些“事件”：

　　支持右派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号召人们提意见时(也就是所谓的大鸣大放)，一位老师在鸣放会上写了一篇《迎风尽忠言》的文章，给学校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针对一名学校中层干部。结果，以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被定为右派。那位老师写一笔好字，不少同学业余时间跟他学习。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位老师质问“为什么跟他学书法？字写得再好，也是出自坏人之手……”我当场说了一句“学书法没错吧”，就这句话被定为支持右派分子。

　　写反动文章。“反右”前夕，我和班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办了一个墙报叫“春荀”(寓意文学青年快速成长)，专门发表同学们的一些习作和其他文章。班里一个同学写了篇《为小品文杀出一条血路来》，学校说这影射了个别领导，结果被定为“毒草”。这棵“毒草”也安在我头上，那位同学也被学校除名。

　　从“反右”开始到高考名落孙山，近两年的时间内，从来没人通知我被开除团籍。按规定，团员处分审批表中，有些栏目的内容，必须是受处分人亲自填写，还必须加盖名章。然而，那些“错误”内容完全是别人为我填写的。

　　我们班当时共52名同学，因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者，多达15人。有些学生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与大学擦肩而过。其实，他们学习很好，真的很可惜。

　　那个年代的高考，要和很多特殊的“标签”挂在一起，真的误了很多人的青春。(史庆斌 太原)

　　60年代：电台播报“招生推迟半年”，没想到国人一等就是十多年

　　1966年，我在忻县中学读高三。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高考复习如火如荼的阶段。学校对高三学生的纪律要求已不像往常严格，除了老师组织一些集中辅导外，基本可以自主安排。为了打好这最后的攻坚战，每个同学都做到了分秒必争，就连上下学途中也要拿着书边走边看。有些同学为节约时间，改走读为住校。有些同学干脆在学校围墙根的茂密树丛里，用树枝围起一个个小窝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苦学。

　　那个年代的主流思想认为，高等学校的招生是关系到培养又红又专的青年建设人才的问题，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因此，要求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高考政治审查工作。根正苗红的考生能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家庭出身变相成为学生的一种社会身份。由于我的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老党员，我和其他40多位同学被学校列为机密学校优先录取的对象。记得当年我报的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一般院校是北京测绘学院。此外，我还被学校推荐为新华社选拔的七名机要人员之一。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做完高考体检和志愿填报，等待7月1日参加考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17日，我们全年级同学刚听完政治老师在学校大礼堂的最后一次重点辅导，学校的广播里就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实际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谁也没想到，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考试制度，会在一瞬间停歇。同学们的内心是深深的失落，但表现出来的却各不相同。莘莘学子的韶华岁月和高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光辉使命，成为那场运动悲凉而昂贵的“祭品”。

　　恢复高考制度后，有部分同学重新走进考场，实现了当年的愿望。

　　时至今日，那段记忆依然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无法磨灭的印记。(太原 闫琦圣)

　　70年代：紧张的复习阶段，我白天仍“打麦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参加了考试，至今回忆起来心中仍有少许的酸痛。那是一场精神的洗礼。

　　之前，我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挣钱补贴家用。父亲的命很苦，中年丧妻，母亲扔下包括我在内的六个孩子走了，虽然有奶奶为我们缝缝补补，但这么多人的温饱来源都需要父亲在外面奔波。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说我将要参加高考，嘴上没说什么，但我能看出来他很不高兴，奶奶也一样，不冷不热的。我不怪他们，因为眼看着哺育的一群孩子中，我这个家里的老大才顶上事，突然间又有了变故的可能，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那时，不只是家人不支持我参加高考，连父老乡亲们也不看重它。“文革”之前，主要是突出“政治”和搞“阶级斗争”，不怎么注重文化。尤其是农村，上的学再高也似乎没用，到头来谁也要回来摆弄土坷垃。我的高中同学有的也不求上进，“算了吧！毕竟我们丢开书本好长时间了，再接轨很难。再说即使榜上有名，前景也未必美好。”一个同学给我“泼冷水”。

　　我坚定信念不动摇，偷偷报了名，在随后不多的复习时间里拼命学习。自己的很多课本缺失严重，便把弟弟妹妹们的课本当成了宝贝。半夜三更，我多次上门打扰我的数学老师和史地老师。因为要考的几门科目里，政治和语文自己有把握，剩下的功课需要向她们请教。当时，我身上披着“两张皮”——那年高考选在了12月，天气寒冷，我干活从不缺席，白天要去麦场上“打麦子”，或者推上平车拉马粪，目的是遮挡住家里家外人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出我的“异想天开”；晚上，就找个小屋，挑灯夜战，做习题、背公式。反正父亲睡了，也不知我干什么。直到我兴奋地走进考场，全家人才惊呼我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

　　艰难备考的岁月，我永远忘不了。(太原 史志强)

　　80年代：分数下来 乡村沸腾了

　　一个读书人一生中有许多次考试，诸如小学会考、初中会考、高中会考，在这许许多多的考试中，结合我有限的亲身感受，我认为唯有高考最为关键，它是人生的转折点，尤其对农村孩子来说，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是命运的转折和人生的初定。此前无论是多么贫穷、卑微的一个人，从此后变得踌躇满志，前途一片光明。这可能就是计划体制下，人人向往高考的原因之一。

　　1988年，我高中毕业。我和我的绝大多数同学一样，来自于县城的乡村各地，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农民，来到浑源县城中学就读，为的就是高考。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高考对人的命运十分关键，考上了，一步登天，转户、进城、工作等等，人生的一系列重大事情全包含在一张录取通知书里了，所以说，那时的高考含金量特高。

　　对我来说，高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我家世代务农，传承于农耕生活的父亲根本不相信我能脱离农村，就在高考前夕，我和父亲还有过一次对话，他告诉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学打洞，农民的孩子天生就是农民，异想天开地想成为城里人，根本不可能。那时的我尽管心高气傲，但在高考这件事上，也没有太多的把握，但我告诉父亲，我必须一试，试过才会甘心，我甚至答应父亲，一旦考不上，马上回来和父亲一起种地。幸好我考上了。

　　我的父亲是旧式思想的人，祖祖辈辈的农民世家让他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农民就应该固定在土地上，而农村孩子浅尝辄止的读书类似于浮浪，既靠不住也不踏实。但我不认同，那一年，我顺利考上，就读于省城一所学校。我想我考上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了父亲的固执思想，在我之后，我的弟弟妹妹在学习方面不仅得到了鼓励，而且得到了家庭强有力的支持，他们日后一个个考上大学离开农村，我自认为源于我的始开先河。

　　那一年，高考分数下来时，我所在的那个小小农家，我所在的那个大乡村，我所在的那个大家族，处处洋溢着快乐和幸福。(太原 白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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