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

　　还需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知道，那些对政策望眼欲穿的外来务工人员，都在与时间进行着事关子女命运的赛跑。

　　随着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下发，万众瞩目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微博)方案告一段落。 

　　3月“两会”期间，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曾表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7月，杜玉波副部长也透露“会根据城市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来确定具体方案”，曾经给民众以无穷的遐想；这次规划未能充分体现教育部纵览全局、宏观调控的优势，关于“推动各地制定”相关办法的表态，没有带来足够的惊喜。 

　　这一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实现全国统一考试、推进高校的自主招录、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门槛的设置、如何应对外来考生增加与本地考生的权益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既关系到复杂的地区利益、整个中小学阶段教育资源配置、民众情绪等诸多方面的权衡。“规划”正体现了庙大不好当家的难处。七嘴八舌之际，一个有魄力的“当家人”，理想的状况，是自上而下，给出尽管免不了争议、但更为具体可行的原则性意见；而目前，教育部以退为进，先放权地方，由各地视具体情况先行试水，也可视为现状之下的稳健之举。毕竟，分散突围成功的概率要更大些，局部的大胆尝试要好过整体的裹足不前。 

　　现在，随着“规划”的尘埃落定，民众的目光必将更明确地投向地方。敦促之下，加上山东、湖南、广东的先行效应，北京、上海等深水区域出台切实可行的方案已势在必行。为了破解目前困境，应努力作多方尝试。例如，能否如“规划”所言，建立一个覆盖本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信息网络，将数据库从义务教育阶段扩展到高中阶段，同时试行随迁子女高考预申报制度，并设定条件对申报者进行遴选，从而建立一个若干年内随迁子女高考人数、户籍所在地的动态预测数据。在此基础上，根据流入地实际情况，在教育资源配置、多地区招生指标的联动调整等方面，预作筹划。这当然同样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为了随迁子女的利益，一切努力都应视为值得。 

　　目前，坚冰没有打破，靴子尚未落地，民众还需继续等待。地方的突围尝试固然值得期待，还需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知道，那些对政策望眼欲穿的外来务工人员，都在与时间进行着事关子女命运的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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