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宿景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微博)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陶大镛先生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世界经济学界，世界经济学界也失去了他这位杰出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1946年夏，陶先生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以四川大学教授的身份，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1947年夏，他完成了考古研究方面的课题，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南欧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问题上。用陶先生的话说，当时在东南欧一些国家，“新民主主义已经吐了苗，生了根，接受着时代的洗练”，这些变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自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47年秋至1948年夏，陶先生在上海《新中华》杂志连续发表了6篇论文，分别论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南欧六国，战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真实情况和巨大成就。这些论文笔触充满激情，材料丰富、翔实、新颖、鲜活，甫一发表，即刻在国内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时，解放战争正酣，中国社会正面临历史转折关头，许多知识界人士已透过战火和硝烟，看清了中国未来的轮廓，迫切需要了解国外有关社会主义的最新情况。有鉴于此，中华书局于1948年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这就是陶大镛先生早年重要著作《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

　　陶先生的《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一书，引用了大量外文材料，学术味较重。时任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社社长的胡愈之先生，目光敏锐，看到了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重要思想，便邀请陶先生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来介绍东南欧经济改造的情况。于是，《世界知识》杂志在1948年接连刊登了陶大镛所撰写5篇论文，分别从经济计划、土地改革、国有化政策、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等不同角度，更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基本任务，同时，也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前景，勾画出一幅美好的蓝图。随后，世界知识出版社于以《新民主国家论》为名，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此书出版前，《世界知识》杂志便以非常醒目的标题，报导了这一迅息。这本书出版后，影响非常大。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时，世界知识出版社至少再版了5次，包括延安在内的许多解放区也都刊印过这本书。

　　世界经济作为一门学科，大体上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大萧条”，将经济现象的世界性特征展现出来，促使各国经济学者愈益注重研究世界经济。但直到战后初期，有关世界经济研究的著作还较少，而且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谈世界经济，尤其是英、美等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往往偏重于分析贸易和投资等具体问题。陶先生通过对东南欧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研究，认识到研究世界经济，首先要以两大经济体制的并存和对立，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陶先生研究世界经济，强调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分析，他的论文也很受当时知识界的欢迎。上海《世界知识》1948年11月7日发表陶先生《论战后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一文时，专门加了“编者按”：“好久以来，我们接到许多读者来函，问起第三次大战会不会爆发。看目前国际局势的紧张，火药味一天比一天的浓重，确乎不能不令人关切到这个问题。但战争来与不来，自有一定的条件和规律。我们不是刘伯温，当然不能妄加猜测。最近陶大镛先生自伦敦寄来一稿，就战后资本主义展望世界和平的前途，立论精辟，完全有科学的根据；……爰刊于此，或足以帮助我们从基本上认识大战问题，而不致有所迷惘与惶惑吧！”

　　陶先生1949年回国，到香港后，鉴于当时国内局势尚未安定，只好暂住下来。这段时间里，他曾为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刊撰写了大量国际经济评论。陶先生的《东南欧与新中国》一文，于1949年3月6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曾在香港知识界中间引起了一次争鸣。陶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战前东欧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旧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滞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阶段，封建地主与官僚买办集团，实际掌握了政权。在这样落后反动的社会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人民政权，而想一下子跨进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是绝无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阶段，它最大的历史使命，就在彻底清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依靠旧民主主义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完成。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待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因而，这个过渡的时间不宜太短。就社会发展形态上看，中国与东南欧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因而，中国也必然应选择新民主主义道路。同时，由于中国工业发展水平较东南欧落后，故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需要的时间也要拖长一些。今天来看这些观点，不能不承认他的远见卓识。

　　195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陶先生的《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世界经济讲话》，这两部书，系统地阐述了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世界经济的基本问题和发展趋势。这些著作是当时研究世界经济问题所不可多得的读物。《世界经济讲话》这部篇幅不大的论著，1950年8月刊第一版，当年12月就印了第三版，可见是很受读者欢迎的。195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世界知识手册》(即现《世界知识年鉴》)。

　　1954年，《世界知识手册》改版，增加了3篇专题文章，即《一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成就》、《一年来的国际政治》和《一年来的国际经济》，陶先生应邀撰写了《一年来的国际经济》一文，这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界的开篇之作，是世界经济综述性论文的经典文献。1979年，应钱俊瑞同志之邀，为迎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成立，陶先生又撰写了《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一文，对世界经济学科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同样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

　　陶先生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辛勤努力，早早地为我国世界经济学科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我们将永远铭记他，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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