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学国文(就是现在的语文)，还有数学。我都挺喜欢，数学有时得120分，跟现在一样，因为有附加题。有两次全县会考，老师告诉我，我的国文得了全县第一。这些都是不足道的。那时课外的爱好就是看书。说来凑巧，大概是二、三年级时，我在一谷仓里发现一本《薛仁贵征东》(腊光纸本)，开头有一首诗，过了几十年我还记得：日出遥遥一点红(喻他出身山东)，飘飘四海影无踪(形容雪，谐薛音)，三岁孩童千两价(暗指人贵，谐仁贵)，保主跨海去征东。那时我可能八九岁。自此以后，我对看小说极有兴趣，到处搜书，看的第二本好像是《罗通扫北》，后来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前些年回老家，老人还记得，说我那时放牛、车水、走路老在看书。我看小说慢慢看出了对文学的兴趣。

　　后来我在吉安上初中。第一学期，家里替我缴了学费。之后就无论如何也缴不起了，那是1942年的事。于是我想了个办法，请求缓缴。当时的级主任是高克正老师，平时不苟言笑，管学生非常认真、严厉。她知道我是班上最穷的一个：晚自习学生得自带油灯，我买不起，每晚都靠近同学的灯坐，揩别人的油；当时学生的洗脸毛巾都要整齐地挂在寝室内，我用的是母亲织布裁下的布头，不好意思挂出来，结果让人当抹布用了。最后老师同意了我缓缴学费的请求。如今想想，当初要是没有这位老师的通融，我的最高学历恐怕就是初中一年级。但是学费缓缴也总得缴，怎么办呢？ 有意思的是那时物价飞涨，我就占了贬值的便宜。比如开学时100元学费，到期末只够吃两餐便饭了，所以学校没有追着我要。以后几年都是缓缴，实则是没缴，因此初中毕业时我的文凭被扣在学校。

　　初中毕业后，哥哥要我在家种地，他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没处弄钱。可是人能碰到的偶然机会很多。一天晚上，邻居的孩子王寄萍找到我，他比我大，家里有点钱，我和他关系挺好。他问我去不去考高中，我说我一无文凭，二无在外面吃饭的钱，三无报名费。他答应全包，替我缴钱取回文凭，一起进城。他帮了我的大忙，可是家里不赞成我考，我就编了个谎话，说是去考邮局，当时能到邮局工作，可是个铁饭碗。于是，家里给了我十来天复习功课的时间，批准我不下地。考完后我照样干活。一天收工回家已点灯了，突然有人跑来我家报喜说：“梓坤考中了。”那人拿着一张大红纸，跟范进中举似的。我只好跟家里讲了实话。不过因为学校给了我一些奖学金，家里出的钱也很少。

　　这样我来到了当时的国立十三中，在吉安青原山。那是文天祥念过书的地方，欧阳修可能也到过。当时还在抗战时期，全国有一、二十所重点中学办在非沦陷区。这所学校的老师很强，可惜没有实验设备，高中毕业时我连水分解都不会。但有三门课只要用脑、用功就行，就是英文、数学、国文。这都是我喜欢的课。我记得当时书很少，我把一本很厚的《Complete English Grammer》(用英文写的)抄了一大半；林语堂的《高级英文法》基本上全抄了。英文语法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因为抄的时候每个字都看了，所以记得很清楚。高中时我还抄过《孙子兵法》，从头到尾抄了两遍。一本毕业时作礼物送给了同学，另一本我一直留着，现在找不到了。这些经历对我的帮助十分大，后来我写《科学发现纵横谈》就与此有关。从那时起我就特别注意方法问题。大学毕业后我很仔细地读了华罗庚、苏步青写的读书体会，后来对科学家甚至文学家、艺术家的成功之道也感兴趣，比如盖叫天为什么能成才……越看越有兴趣，越有兴趣看得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离乡去异地求学。

　　编者的话：王梓坤先生是一位对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在1984年至1989年期间任我校校长，并于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从本期开始，本版将连续刊登由袁向东、范先信、郑玉颖采访整理的《王梓坤先生回忆录》，希望王先生为人治学的事迹能给大家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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