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行动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教学的一部分，让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们与《绿野仙踪》中的多罗茜、稻草人、铁皮人、狮子一起踏上通往翡翠城的黄砖路！”7月6日，新主楼914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术报告厅，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王蔷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说道。台下是来自北京市20余所中小学的英语教师。

　　这是 “基于实践取向的教师发展模式探究———高校与基础教育研究合作行动研究”北京市中小学英语教师行动研究课题启动仪式的现场。在王蔷看来，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从来都不是高校的“专利”，高校研究者与一线英语教师应该是一个专业学习共同体。

　　携手通往教育“翡翠城”

　　自从2009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便开始了高校与基础教育研究合作行动研究系列培训。截至目前，已经进行了三期培训。在此期间，王蔷带领着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所的教师们足迹遍及山东、安徽、河南、重庆等十余个省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倒理论和实践中间的那堵墙，打破高校与中小学之间的藩篱，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和高校教育研究的双赢”。

　　外语教育和教师教育一直都是北师大的特色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其水平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李庭芗、马俊明、曹保键、胡春洞等老一辈学者在我国英语教学法界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李庭芗先生创建了“英语教学法”课程，编著的第一本《英语教学法》教材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各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英语专业“英语教学法”课程的首选教科书。然而，近年来传统英语教育饱受诟病，大多数中国学生长期埋首苦学英语而效果不佳，这种英语教育甚至被称为“哑巴英语”。为了改变这种状态，王蔷和她的团队开始了英语教育改革的探索。

　　王蔷、程晓堂、田贵森、武尊民、罗少茜、陈则航等一批教师长期深入中小学和英语课堂开展教师培训工作、监测学生英语学习能力发展，并与基础教育教师开展合作教学研究，努力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基础教育改革，教师是核心。”王蔷和她的团队从一开始就认清了问题的实质。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我们从职前和职后两个方面发力。职前强化师范生教育，职后重视教师在职培训。但不论职前还是职后，教学理念是核心。要革新教学理念就要摒弃外语教学‘工具论’的旧观念，最大限度地还原语言教学的本质，发掘语言背后的文化功能。”王蔷认为，传统的外语教育把语言局限在沟通工具层面，“听说读写”的套路使得外语教育效果低下。

　　职前教育，师范生是主体。王蔷和她的团队把培养师范生看作是一个“播种行动”。 “口头上对传统英语教育质疑不断，但行动上还是传统的‘一言堂’，这让师范生如何去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王蔷把师范生视作是一颗颗“种子”，培养师范生的从教能力、自主反思能力和教育价值判断能力，从而让一颗颗“种子”在基础教育各条战线上生根发芽，成为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对于职后教育，“行动研究”是王蔷团队的法宝。“行动研究”形象说来就是“授人以渔”，它的本质就是反思性探究活动，目标是研究型教师。“行动研究，是一条通往彩虹、通往教育理想的探寻之路。”王蔷是最早将“行动研究”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她的“行动研究”课题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赞助。

　　“行动研究”助力教师专业发展，重在培养教师的自主发展能力。北京市八一中学的英语教师张运学在参加过王蔷团队的“行动研究”工作坊后反馈说：“行动研究于我，就好像行走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干渴难耐时遇到了水一样，给了我希望。它让我从那些重复单调乏味的常规教学中走出来，让我学会反思，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

　　类似的反馈意见数不胜数，这些意见也进一步增强了王蔷团队坚持“行动研究”的信心。“行动研究是一条路，一条通往理想、愿景和美好未来的路；行动研究是一种信仰，只要你信，只要你一直朝前走，它便一直有路；行动研究是在路上，在通往更美好的教育的路上。”王蔷亲自设计了“行动研究”课题的标志：背景图案由彩虹、通往彩虹的路和三个人组成。这三个携手同行的人，代表了三个群体——高校研究者、教研员和中小学教师。三人为众，他们期望用“三个人”传达一种“行动研究共同体”的建构意识。王蔷坚信，持之以恒，外语教育者们终会看到“翡翠城的彩虹”。

　　如果说外语教育和教师教育是在“前台”开拓的话，那么武尊民率领的外语测试与评价研究所，则更多的是在“幕后”奉献。他们针对如何测试和评价学生学习外语的水平和能力，承担了从基础教育到大学外语专业等方面的研究和测试工作。自2004年起，武尊民带领着她的团队，对全国10多个省市百万名八年级学生的英语学业质量进行抽样测试，并依据测试结果对学生学业质量的总体情况、群体差异做出了分析报告。由此构建了一个诊断性语言测试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绿色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得到了基础教育领域的普遍肯定，该标准甚至被认为“奠定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努力方向”。

　　探索跨语言研究的奥妙

　　2011年5月7日，对于北师大外文学院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研究国际高端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级语言学家，共同见证了功能语言学鼻祖、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被授予北师大名誉博士学位的盛况。

　　韩礼德曾师从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研习汉语音韵学，后随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力先生学习，潜心钻研方言学、中国文化和普通语言学。“仔细研究韩礼德的学问道路，你会发现他在中国学习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创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学说中的核心思想和辩证观都是来自于中国文化”，外文学院教授彭宣维说。

　　彭宣维是中国功能语言学会副会长，他对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研究现状颇为担忧：“当代的语言学主流是不主张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只要像前人那样把“的”字和“了”字的用法做到详尽描写就可以了！”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门晦涩艰深的学问。它非常关注语言的社会属性，关注其如何实现社会功能。它把语言看做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认识。对此，彭宣维认为，“中国的功能语言学研究太需要与汉语结合，因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就是功能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汉语，尤其要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和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走出具有特色的普通语言学研究之路。这不仅有望实现古今对接，还可能中外贯通。”

　　事实上，彭宣维的确在勉力承接前辈的衣钵：“虚心学习西方语言学方法是必要的，但进一步挖掘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以期实现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在国际上发出我们的声音，树立自己的语言观才更为重要。”

　　彭宣维在2001年从北京大学(微博)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师从资深教授王宁从事汉语研究。这让许多人颇感惊奇，外语系的人怎么跑去研究汉语了？“这是舆论对外语学科的普遍误读。实际上，语言研究是一门跨语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学问。语言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研究推陈出新的必由之路。”彭宣维说道。

　　在他眼里，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请进来”，但最终目的还是要能够“走出去”。因此，他与程晓堂、田贵森等团队成员近年来在语言学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既关注英俄日语的具体语言理论和分析应用，同时潜心于古代汉语的研习。他本人则整合当代功能语言学诸流派，一方面学习汉语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另一方面从哲学和认知科学那里寻找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模式的途径。

　　在王宁先生看来，《说文解字》被训诂学界看作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解码器”；文字学、音韵学与训诂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三足”。《从系统功能语法看<说文解字>潜在的范畴化过程：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平台的系统分析与计算描写》，是彭宣维2010年发表于《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上长达10来万字的专题论文。论文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运动系统网络描写法，对《说文解字》涉及的语义范畴现象进行了系统描写，构拟了一个供计算参考的流程模型，进而给出了相关理论思考。文章被誉为“中西合璧、贯通古今”的力作。

　　曾经一度，“言必称古希腊”的风气在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甚嚣尘上，中文研究“全盘西化”的现象让许多语言文字学家痛心不已。彭宣维立志把功能语言学诸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把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它成为研究汉语的良好工具。他认为，我们应该成为世界语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汉语研究应该成为世界语言学的核心对象之一，而中国文化研究可以成为世界文化研究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出身外语研究的他，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超学科、跨话语、跨文化”的语言研究理念。

　　此外，北师大功能语言学研究方向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借助了学校的综合创新平台，与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培养。“要想使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上一个台阶，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注意研究方法和集团作战，不断推出高层次、高质量的成果。”彭宣维坚信，“超学科、跨话语、跨文化”的培养，才能真正造就系统功能语言学高层次人才。

　　光大绵延百年的人文血脉

　　1912年，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英语部——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科独立建立学科的开始。“‘博学中西，厚德世范’是学院的院训，北师大外语学科发展的100年，就是跨文化的100年。”外文学院分党委书记林洪介绍，学院历史上群贤辈出，老一辈学人学贯中西，一向非常重视外语的文化意义，使学生受到充足的语言、文学等跨文化的熏陶。

　　“有着110年历史的北师大、有着100年历史的外文学院，培养出的学生，与其他综合性大学的外语专业、以及外语专门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有着鲜明的区别，那就是——人文性。”林洪谈起从外文学院走出的毕业生如数家珍。方永蒸、李蒸、刘拓、周谷城、袁敦礼、徐英超、杨人梗……一批学界名宿和教育家毕业后并不直接从事外语领域的研究，但他们在外文学科接受到的人文熏陶，为他们的人生铺上了一层深厚的跨文化的底色，正是凭借这样的丰沃底蕴，使得他们在日后的工作和研究中获得了成功。

　　“外语教学本身就是跨文化的，外文学院的师资构成也是跨文化的。师资结构的跨文化体现在教师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上，特别是外语系历史上有一批文化名人及其后裔，有相当人数的归国华侨，同时还有一大批外籍专家。”林洪介绍的许多人都未被大众知晓，百年来，北师大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成了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著名的“九叶派”诗人郑敏，是英美文学方向的首位博士生导师；朱德元帅之女朱敏，是俄语系教授；钱钟书先生之女钱瑗，是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还有英语专家华莱士，俄语专家卡萨阔娃，日语专家根津义、白泽龙郎等……

　　“纵观外语学科的100年，发展得比较顺利的若干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跨文化各个环节处理得比较好的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当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意识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念时，外语学科应该如何发扬自身跨文化的传统，在未来的教学与科研中，形成更为浓厚的人文的氛围，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胸襟，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课题。”林洪表示，北师大外文学科要坚持“跨文化、跨学科”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所定下的目标——“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保持在国内前10名”。

　　对此，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程晓堂强调“要保持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均衡发展，并使二者紧密结合。”程晓堂明确提出，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要充分体现外语学科的人文性和应用性双重特点，特别要加强人文研究；理论研究方面突出人文内涵，加强理论语言学研究与思想、哲学研究相结合；鼓励语言研究与人文色彩浓厚的文学、文化研究相结合，形成交叉研究领域或学科方向。

　　站在北师大外文学科建立100周年的光辉时点上，秉持“跨文化、重人文”的发展理念，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对“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外语学科”，再创新百年的新辉煌充满信心！

　　(记者 祁雪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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