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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强先生:在流离转徙中成长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9月06日 18:06   北京师范大学

  编者的话:他是尽人皆知的数学系“四大金刚”之首,我国数理逻辑模型论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今年84岁的王世强先生,一生都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表达卓尔不群的思想。他的《模型论基础》,是我国模型论的第一部专著;他的集合论作品,被誉为该领域“最有趣的著作”。他戏称自己“王打水”,开博客、写小说、编剧本一样不落。在他的博客里,有打油诗、现代京剧、新编水浒,亦庄亦谐,诸端戏谑针砭;也有往事回忆、健康常识、病毒提醒,热爱生活,几番古道热肠。一身大家风范,满腔赤子情怀,这便是王世强先生。从本期起,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世界吧……

  王世强先生自述(一)

  在流离转徙中成长

  1927年,我出生在石家庄。我的祖籍是河北省深县相家庄,现已划归衡水市。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是中国银行职员。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学制之前,我父亲的文化水平就是旧制的高中。他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投考中国银行,后来分配到石家庄的中行。我母亲是个农村妇女,也认识一些字。

  我没上过私塾,是家里父母教我认字的。听说,我曾祖父是举人,家里也有些人识字,所以一直由家里人教我认字。我五六岁时,就可以给老家的祖父母写信了。那时,长辈们口授,说“祖父母老大人膝下,敬禀者”,再随便讲几句,我就把他们说的抄录下来。父亲常在晚上下班回来后给我讲故事,讲《水浒》、《三国》,说武松、刘备、张飞是怎么回事……家里还给我订儿童杂志看,像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一星期一本;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算术则由父亲教“鸡兔同笼”等一些古老的流传下来的加减乘除法。

  我九岁之前没有上过小学。父亲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调到石家庄附近的定县和定县北面的清风店,最后到辛集。辛集在石家庄东面,石德铁路线中间。因为父亲在石家庄中国银行地位算是仅在支行经理之下的,搞营业的年头比较长,所以派下去比较有经验。到了地方,父亲设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开设了办事处。在办事处父亲就当头了,我和母亲也就跟着去了。

  定县的那段日子在我脑海中印象比较深。在定县时,开始我依旧在家由家人教认字。后来发现,有一个留美回来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在定县搞平民教育,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他们出版了一些小学程度的扫盲课本,还出版了一些爱国故事的连环画。我父亲给我买过一些如“荆轲刺秦王”、“蔺相如完璧归赵”故事的连环画。那时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也就是晏阳初他们,提倡爱国主义、“国族精神”(就是中国民族传统的精神),使我受到了很大影响。

  大约在1935年,我父亲又从定县调到辛集。到了辛集,我开始上小学,插班在四年级。没想到高小没上完,1937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这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速度很快,他们从宛平占领了北京,从平汉铁路一直往南。我父亲所在的中国银行奉命撤退,往南撤。我跟着父母,先撤到郑州。由于国民党撤退得很快,我们又到了武汉。当时我看报,也听广播,对国民党抗日还是印象很深的。在武汉时,听说了“南京大屠杀”,上海已经失守了。

  华北石家庄的中国银行,虽然是四大家族的工具,可是它还归天津分行管辖。武汉也有中国银行,你流亡到了那边,人家把你当客人来对待,但我们不可能长久地呆在那里。最后,经过上级决定,我们又从武汉撤回天津———天津的中国银行在法租界里,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

  怎么回天津呢?我们先回到郑州,再经济南、青岛,从青岛坐船到天津。终于在1937年冬天,到了法租界。从武汉去天津的时候,我一听到要去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就哭得不得了。到了法租界,发现日本人的影响还没有进入租界,因为英法跟日本人还没有开战。

  1938年春天,我在租界里的“广东小学”插班念五年级;到1939年暑假,终于小学毕业了。那个时候,华北的中国银行职员都集中在法租界,人浮于事,没有工作也不是长久之计。这时,大概是重庆的国民党高层,指挥天津租界地的中国银行,说要往西北和西南去,开发那些地方的经济,因此从天津一批批地往西北、西南陆续调人。

  1939年春天,我小学还没有毕业,父亲就从天津调到了甘肃。父亲走的时候对母亲说,甘肃的教育比较落后,我小学毕业之后,如果能在天津上中学,就在租界地里继续接受教育。暑假前,我考上了法租界里的“新学中学”。当年暑假,天津发了多少年不见的大水,凡是平房都被淹了。我们住在租界一栋房子的三楼,一楼的人,还有附近平房的人都挤到楼上,像难民营似的。

  整个暑假水都没有退。天津城里整个是海河的水,下水道、臭水沟的水都溢出来了,水全是臭的。街上交通靠走船,人们用简易的木板、木盆临时做成船,来回划着走。后来觉得开学是没有希望了,母亲就和中国银行联系,我们跟着下一批往西北调的人去了甘肃。

  陆路被日本人占了,我们就打算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再由上海前往香港,想从香港去广西,再前往兰州。我父亲也走的是这条路线。可是到了香港,日本人已经把广西南宁给占了,那条路也行不通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从香港又坐船到越南河内附近一个叫海防的港口,从海防有一条小铁路直通昆明。我记得那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

  到了昆明,然后走山路。当时没有正规的长途汽车,中国银行包了两辆大卡车。从昆明到贵阳,山路很难走,要走四五天,一天走200公里。在贵阳等了几天后,又包车到重庆、成都,经成都到西安,最后到达兰州。我们从1939年暑假出发,绕了一个大圈,到兰州已经是冬天了。

  原来中国银行只在兰州有个支行,是甘肃省中国银行的分行。在河西走廊有四个重要的城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父亲就被调到武威去设办事处。

  1939年底,我们到了武威。1940年初,我插班到了武威中学,念初一,一直到1942年暑假初中毕业。武威中学是甘肃省省立中学,教学水平不太高。当时,在酒泉有一所河西中学,水平比较高,它是国民党用“中英庚款”办的学校。“中英庚款”在国民党后方办了三所中学,河西中学就是其中的一所,它的师资和设备相对来说都比较齐整。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到河西中学上高中。

  在高中时我很爱读书,看过国民党区出的刊物,像《学生之友》,还有一个是给青年学生办的《中学生》,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刊物上还专门介绍了华罗庚。当时我已经对数理化产生了兴趣。那时原子弹还没有发明出来,可是理论物理,像原子核结构,不但理论上在发展,在课本杂志上也普及了。我们学生一般都愿意学习数理化知识。

  我开始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打算将来高中毕业后考物理系。可高二那年,却突然特别想主攻几何。我是在初二开始自学几何知识的,平面几何、逻辑系统都很清楚,到了高中也自学了一些课本,把高三的解析几何都提前看了一些。我那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要提前考大学,这总比在高中多念一年好!由于不敢走得太远,想在酒泉考大学的话,离得最近的就是考到兰州,于是我就下定决心要考兰州的大学。

  王世强先生自述(二)

  复校,从兰州到北平

  我到兰州就不敢往远走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要是再走远,就是到西安或者重庆。要能走到重庆,就有机会考西南联大,或者考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微博)。我不敢到那些地方去考。因为我只念到高二,高中没毕业,没有高中文凭直接考大学是不行的。我在兰州参加高考(微博)都要用“同等学力”的方式报名,那是国民党的规定。后来按照他们的规定,造了一个假的说法,说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升学,请家庭教师在家自学。托人找了两个也是北师大毕业的校友,给写一个证明,高中的学业成绩经过他们的考查,还给了一些分数,语文、数学多少分什么的,算作“同等学力”报考。终于在1944年考取了西北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微博)西迁)。

  进西北师范学院原来想念物理系,可是当时物理、化学合在一起叫理化系。我不是不喜欢化学,只是觉得四年既学物理,又学化学,觉得不一定能学到什么程度,太宽了,还是念数学吧,于是就考到数学系了。

  在西北师院时,我开始学习微积分。当时由李恩波先生教高等微积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德国莱比西大学留学(微博),得到博士学位后,回到国统区。听说当时他回国是从缅甸进入后方,到昆明后辗转到的陕南城固,那时西北师院有一部分还在城固,后来全部迁至兰州。我入学的时候,他已在兰州了。

  李恩波先生在课外借给我武汉大学(微博)出版的《近世代数》,这是最新的教材,在世界上也是最新的。开始我了解得不深刻,慢慢地看上册,后来连下册也借来看了。后来师大在北平复校,我要到北平去,他也要离开兰州。我借他的书看不完,就赶紧抄,动身去北平之前,我把上册全部抄下来,下册抄了一半,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只好把书还给他,就跟着另外几位同学往北平来了———这是后话。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迁往异地办学的大学纷纷返回原址。可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却主张取消北师大,故教育部下令不准北师大复员,这引起了在兰州的西北师院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1945年12月,学校成立了“复校委员会”专门进行斡旋和斗争。1946年2月,教育部终于同意我校复员北平,我们就到北平来了。

  当时从兰州到北平复校的师生分了好几批,我是来得比较晚的一批。第一批是有组织的,有几百人,通过西安到郑州附近,跟解放区联系后,过了黄河通过解放区,最终到的北平。我是因为暑假回家,跟在武威的父亲商量,我自己是希望到北平去的,可家里有点儿不放心,当时要通过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交通、通信都很困难。尤其是我母亲,很不放心我走远。后来我坚持要到北平去,家里就同意了。

  我们出发时已经晚了好几天,这时候兰州的大部队已经开拔了。学校也有几个和我一样走得比较晚的同学,还有一位体育系的徐英超老教授,随即与他们同路出发了。由于形势的变化,这时通过解放区是不可能了,我们只好从郑州往南绕,绕道当时的国统区,通过救济总署的帮助,到了武汉,又坐一艘帮助中国运送难民的美国登陆艇,到了上海,再从上海转到天津,一路上费尽周折,很是艰难,最后终于顺利到达北平。

  到北平时,大部队的师生已经到了一个多月了。到1946年10月,复员的学生陆续到齐,11月开学并正式上课了。

  原来北平也有师大,国民党称之为“伪师大”,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就接收了,改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7分班。国民党政府宣布沦陷区大专院校为“伪大学”,学生为“伪学生”,要对他们进行“甄审”。那时候,共产党领导了反“甄审”的斗争。进步学生们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失地辱国,在胜利后歧视沦陷区人民,并借此暗中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使当时的学生们受到了一次教育。这部分学生后来都合并到复员后的北平师范学院。

  复课以后,师生们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在学习方面很用功,而且还是喜欢自学,毕竟我从中学开始有这种习惯,课外也想多看一些书。当时课外看过傅种孙先生的《罗素算理哲学》,比较受影响的是看当时一本翻印美国1944年刚出版的A.Church著的《In-troduction  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段学复先生从美国回到清华,当时的北平师院袁敦礼院长邀请傅种孙先生来当数学系主任。傅种孙先生虽然身在英国,却已经邀请一些在国外的学者到北平师院数学系来兼课,段先生在1947年春天回到清华,同时就受邀到北平师院兼课,给我们讲近世代数。1947年暑假后,傅先生回到北平。在四年级上学期,傅先生给我们讲几何基础;四年级下学期,张禾瑞先生从北大来兼课,给我们班讲代数数论。这些老先生在毕业之前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王世强先生自述(三)

  聆听名师教诲的岁月

  我在北平师院虽然只读了两年书,但却有幸得到了数位老先生的教诲。那段日子是我至今为止难以忘记的美好回忆。

  大学三年级时,王仁辅教授给我上“微分几何”课。他讲课从不看台下,只管自己讲,很是陶醉,台下学生们做什么都可以。张翼军教授教“复变函数”,他计算方面很熟练,但不太讲理论。

  傅种孙先生教“几何基础”,他用自编的教材,讲课时只讲思想来源和思想方法,课文留给学生自己看,这种讲法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很有好处。傅先生是1947年夏天回到北平的,那时他担任数学系的系主任、《数学通报》总编辑。1949年5月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傅先生为教务长。

  之前提及的从北大来兼课的张禾瑞教授教我们“代数数论”。他讲课极为清楚,语言简练,就和背话剧台词一样。后来,他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正式调来师大,任代数教研组主任。在教研组会上,他特别强调备课要像演话剧背台词一样,要字斟句酌。

  前面说到的清华来兼课的段学复教授,教“近世代数”,他学问很广,对我也很欣赏。有一次,他看我办的墙报“得朋文汇”(当时数学系在“得朋楼”)上有我用笔名“王道衰”写的三篇短文,问是否是我写的,我说是。后来我毕业时,他说要我去清华大学(微博),傅种孙先生则说:“你若留在师大,给你讲师职称”。当时清华大学是名校,条件比师大好,但我的回答是:“师大是我的母校,即使不当讲师,我也应为她服务”,便留校参加工作了。这是后话。

  我刚到北京时,想到各处看看,所以每天课后,就和从兰州来的同班同学到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北海、故宫等地去看看。我还到北京大学(微博)理学院旁听过胡世华教授讲的“数理逻辑”和江泽涵教授讲的“拓扑学”课。不过因为精力有限,没有坚持下来,只听了开头几节课,便买了教材自学。

  从1946年开始,内战打响,北平地下党领导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如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游行示威,“五二游行”,抗议“四九血案”的示威游行等。我从“五二”开始,每次都参加游行。

  1946年底,有一天我突然吐了一口鲜血,经医院照X光检查,说是肺病,医生劝我休养,但我因觉得不疼不痒,所以还是照常学习。两个月后去复查,医生说病情发展很快,必须停止学习。我不得不向系里请假,在宿舍休息。后经同学联系,去到“中国红十字会防痨协会”疗养院休养。但那时的休养方法就是整天躺在床上,连吃饭也不让坐起来。不久后,我就开始失眠了,疗养院又不让看书看报,我就利用时间考虑各种问题。

  一天夜里,已经躺下,但脑袋里还有各种问题在思考着,突然一道灵光闪过脑际,我急忙坐起来,把这个想法记下来。这个想法后来成为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命题演算的一系公理》,还在1952年发表到了《数学学报》上。

  汤璪真先生是1948年从武汉大学回到母校北师大的。那时我刚刚毕业,听过汤先生的课外演讲“扩大几何”。北京解放后,1949年春,汤先生作为代理校长把北师大交接给北京文管会派来接收的人员,我也参加了接管仪式。那段日子,我住院疗养肺病,汤先生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去医院看我,使我感激不尽。

  开始科研也是很偶然的。那时候,在北平师院数学系能够看到《数学评论》,我看到一篇论文的一条评论,是欧洲瑞典人的一篇关于数理逻辑中的命题演算,他提出几条新的公理,这几条公理足够了,但是否是独立的,就是说能不能减少,他没有解决。我就试着考虑,要采取哪几个基本符号,很有关系。用某一种符号可能很容易证明,但不见得是人家原来的问题。原来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看不到原文。开始比较简单地证明出来一个,请教汤璪真先生,汤先生说证明的是对的,可是不知道原来这个问题是不是用的这些基本符号。他说,你可以估计他用别的基本符号能不能也证明出来呢?后来,我试着用最通行的基本符号来证明,最后证明出来了。到现在,我始终也没见到欧洲的那篇原文,原文是瑞典文我也看不懂,反正按照通常的这种理解就算是证明了,可遗憾的是汤先生已经去世了。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在经济上也已崩溃,“金圆券”贬值极快。我每次领到工资后,就赶快买两袋面粉。这时我已不是学生,吃饭就不是公费了,而是在一个教师的小食堂吃,那里每月要交一袋面才能吃。有时我把余钱拿到附近的护城河边的小摊上去换两块“袁大头”,银元不贬值,只升值。在很多地方,人们拿一大包“金圆券”出去,只能买回一小点日用品。

  解放后,人们就拿已无用的大批“金圆券”来糊墙壁,作为“装修”,看起来像“大款”,煞是可笑。

  1949年的开国大典我未能参加,还在疗养院。由于着急,长时失眠,所以肺病好转很慢,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就在1951年暑假出院了。到学校半日工作,工资也减半。虽然职称是讲师,但实际上无体力讲课,只能承担一些改习题的工作。

  我回校后住在“南部斋”,是几间平房,是肺病教师的疗养区,这里离图书馆很近。1952年院系调整,私立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理科系迁至辅仁大学原址。肺病师生住进同一个疗养区。

  这时,我的体力已经能够讲课,就开始教1952年新生的高等代数课。同时,医学界对肺病也开始提倡体育疗法,不再主张卧床静养,所以我也开始打打乒乓球。

  我的第二篇论文也在《数学学报》三卷二期发表了(是在南部斋时写的)。这篇论文题目是“关于合同关系的可换性”,它解决了G.Birkhoff在其《格论》(LatticeTheory)一书第二版(1948)中的一个问题。此文在数学界很受重视,曾被两本讲泛代数(Uiversal  1953年,我在由华罗庚教授主持的,中国数学会为欢迎匈牙利数学家P.Turan举行的报告会上,用英语报告了此文,当时很受欢迎。后来华先生向傅先生说,想把我调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被傅先生拒绝了。

  王世强先生自述(四)

  临汾放羊

  1958年,苏联著名数学家马尔采夫(A.I.Malcev)来我国访问,曾到北师大演讲,由刘绍学同志做翻译,他是留苏回来的。马尔采夫在讲演中还提到我,说是看了我写的“关于合同关系的可换性”论文,会后我们还一起交谈了一会儿。

  全国解放初期,开展了“土改”、“三反、五反”运动。因那时我住在疗养院,所以都未能参加。

  那时,我在教课的班上发现罗里波很有数学才华,就常和他合想一些新的数学问题,后来在《数学通报》、《数学进展》、《数学学报》上合发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半群”的。后来由于“反右”和“反双”,罗里波和我未能继续做下去。该文的内容很快就被日本几位数学家继续发展了,后来我们也就不再做这个题了。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学校也有老师开夜车在西西楼后面土法炼钢。大跃进时,要求做科研要联系实际,必须到工厂和建筑单位去找问题。数学系找到一个建筑设计院在甘肃刘家峡黄河上建水坝设计中的计算问题。于是师生们用手摇计算机日夜奋战,算出一批数据供设计院参考。

  1961年,中国数学会在颐和园龙王庙召开会议,讨论恢复基本理论科研的问题。我参加了代数组的会议。1957年,傅种孙先生被错打为“右派”,1961年底,傅先生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很兴奋。1962年初,他请老学生闵嗣鹤与赵慈庚去他家吃饭,喝了一些酒。没想到突然脑溢血急性发作,次日凌晨,急送阜外医院抢救,三天之后,傅先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64岁。

  再后来,“文革”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跟我没多少关系。1968年春,因为我同情“少数派”,被揪出来,名义是“反动学术权威”。11月,学校要组织一批人到临汾去。“文革”前临汾就有个分校,各系的一年级,特别是文科的一年级要在那儿上学,二年级到北京来上。“文革”一开始,临汾分校的学生都到北京参加革命,那儿的一片地就荒了,周围的农民有意见,于是宣传队动员大家去种地,我就报名参加了。

  1969年春我到达临汾干校。临汾干校和其他干校不一样,很有人情味,除了劳动之外,完全自由。我前半年是在大田里劳动,另外参加一些基建工作,主要是搬砖什么的。半年之后,我就被调到放羊班,一个班一共有各个系的前前后后十来个人,有的人负责清扫羊圈,有的人负责看护小羊,我负责出去放羊。

  一开始放羊的时候不轻松。两个人放一群羊,羊要到山边儿去吃草,有四五里地,当中有些麦地,麦地当间有一条道,路过这些麦地的时候,羊要沿着道走,看不好的话,它们就跑去地里吃麦苗,那可是糟了。你赶这边几只,那边几只就过去吃几口……一开始两个人,一边一个,挺费事地过这一段路,后来就比较习惯了。麦收时节过去,地里的庄稼比较少的时候,一个人就行了。一群羊有六七十只,到山坡时,因为草不太多,不够吃,有时候,就赶着羊爬一座山,到草多一点的地方去。熟练后,羊也不乱跑了。中午羊扎堆休息,人也可以在旁边休息。早晨出去带一壶白开水,两三个馒头或窝头,中午在山坡上坐着,把饭吃了,还是很自在的,觉得心情舒畅,当时参加劳动的人普遍都有那种感觉。

  在干校的时候,对贫困山区农民的艰苦生活印象深刻。我们去过距离干校最近的山坡底下,一个叫鸭儿沟的村子。村子在山脚下,紧挨着山,房子很多,都是就地取材挖的土窑洞。整个村有一二百户人家,都住窑洞。水井特别深,大概有几十米。井上有辘轳,是双把辘轳,两个人一起摇才能摇上水来。全村就靠这口井生活。村里有一个污水池,只有下雨的时候,水才往里头流,里头的水都是黑的。村里缺水,大家就在那里面洗衣服。靠天吃饭,真是相当艰苦。

  1971年冬,干校全体人员撤回北京,把土地和房屋交给了当地政府。寒假过后,我和同系的徐承彝先生被派去参加“北京市优选法推广小组”工作。

  1973年,数学系在仪器设备缺乏的条件下,土法上马,制造了3台102台式计算机。后来要仿制一种当时功能较好的长城203台式电子计算机,购买了图纸,但不清楚原理。我只好用猜谜的方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破译全部微程序的两千多条微指令,搞清了微程序的内部结构,从而也获得了改造它的自由,解决了生产部门的若干实际问题。

  后来,我们和北京分析仪器厂合作,研制成功类似于长城203的台式计算机,负责大气污染监测车数据处理的科研工作。“文革”后期,我还参加了一个叫“陡河发电厂”引进日本计算机的项目。那个大型计算机,是真正从日本引进的计算机,需要一些技术人员学习图纸,我去讲这个图纸的原理。一开始,只能从数学上讲讲原理,有的图纸也不全,好像无头无尾,也看不出什么来,我觉得没有起什么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我被调回学校,准备招生。那年我招了四个三年制硕士生:罗里波、沈复兴、程翰生和孙晓岚。招研究生后,我还给77级讲过一学期的数理逻辑课。后来我带的研究生曾多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教委的基金,我们小组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得到了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奖”。

  1981年,我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是全国首批博导之一。沈复兴毕业留校工作,并读我的在职博士生。罗里波提前一年毕业,然后到美国去读博士了。

  王世强先生自述(五)我与新时代

  我真正开始搞数理逻辑研究,是在1978年之后。在那之前,这个方向在国内一直不是很受重视。很多学了数理逻辑的人,都是大批地在计算机领域工作。实际上就是现在,搞数理逻辑理论研究的人也很少。

  1982年夏,我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参加世界数理逻辑研讨会。当时出国首先要通过学校外事处向教育部上报出行计划,计划要非常详细,去哪些城市、路线为何、在何处停留、具体做什么都要详细汇报。去时要组团,我算是“一人一团”。在以前,要多人才能组团,在国外上街要至少二人同行,以防有人离团不归国。

  去之前,教育部发给了一些定额的生活费,回来后都要用发票报销。出国前还可以凭证明到百货大楼附设的制衣部,做一套中山装和一套西装。回国时可以买一个“大件”和一个“小件”,可以从国外买回来,也可在国内教育部特设的商店去买。

  那时候,出国要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北京经上海、旧金山到纽约。在纽约,我们要入住中国领事馆。

  为了表示我是中国人,我一般出门都穿中山装。有一次,我散步走到联合国总部门前,看见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当我看到祖国的五星红旗也在那里迎风飘扬时,心中顿时感到自豪万分。在那个时代,那种自豪是当下的人很难理解的。

  康奈尔是个大学城,城不大,非常干净美观。我在讨论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后来论文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上。主办方发给了我八百美元奖金,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钱。汇回国内后,我就交给学校了。

  1985年3月,我经由刘绍学和卢景波两位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由系总支书记池无量主持,孙永生和严世健都做了热情的发言,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我最为难忘的一天。

  1986年,我们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咱们师大数学系的第一次。当时申报的是我、罗里波、沈复兴、卢景波四个人。我们受表彰主要是因为在数理逻辑模型论方面做的一些推广工作。

  另外,我用模型论方法讨论一些数学问题。就像哥德巴赫猜想命题,我虽然不能够像搞数论研究的学者那样正面地去论证解决,但是在某些条件下,通过模型论方法,可以得到所含元素比整数更多的一种扩环,从而佐证哥德巴赫猜想是可以成立的。

  我有一位至交,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穆勒(G·H·Mueller)教授。

  我与穆勒教授最早的接触是在1985年。当时,沈复兴在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后,为期一年,期间完成了一篇论文。后来以其导师和他的名义发表在《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上。那时,穆勒教授正主编一套全世界的数理逻辑论文目录《Bibliography of Mathematical Logic》,他托沈复兴带给我一套底稿,要我帮他写中国的论文目录,我搜集了一些寄给了他。

  1987年,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亚洲逻辑会议”,穆勒教授也参加了会议。我做了一篇报告《Inductive rings and fields》,他对我的论文颇感兴趣。会后我们交谈了很久,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投缘,他还热情地邀请我去海德堡大学访问。在那次会议上,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诺德教授也对此文非常感兴趣,后来他还把这篇文章推荐给《理论与应用逻辑纪事》(《Annals of Pure and Applied Logic》),于1989年第1-2期发表。

  后来,我有机会去西班牙参加“第18届国际多值逻辑会议”,也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会后,应穆勒教授之邀,前往海德堡大学访问。由此结下了与穆勒教授的不解之缘。

  海德堡之行持续了半个月,穆勒教授陪我四处访问,还游览了不少地方。我还结识了弗莱堡大学的艾宾浩斯教授,那时候他正在那里参加庆祝穆勒教授65岁寿辰的数学讨论会,我们几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91年,我又应穆勒教授之邀到海德堡大学访问,行程四个月,然后又应艾宾浩斯教授之邀,去弗莱堡大学访问了两个月。当时,穆勒教授曾对我说,他快退休了,愿意把他的大批藏书和杂志无偿地送给我校,但希望那些杂志能被续订。我回校后就通过系资料室问校图书馆是否愿意接收,校图书馆说没有运书的经费,也无钱续订杂志,因而未接受。我回来时,他送给我一套《高斯全集》,我回校后交给了系资料室。

  之后,我和穆勒教授一直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为止。穆勒教授生前经常给我来信,寄些他们夫妇在欧洲各地旅游的明信片,我也常给他写信。每逢春节,他们还写信给我祝贺春节。后来穆勒的儿子也来过北京,还给我带来了穆勒教授特地为我买的安眠药。他儿子在德国学中国历史,不仅认识汉字还懂文言文。

  如此一来,我们数学系与海德堡大学建立起了长久的联系,后来系里的年轻教师也都先后赴海德堡大学学习和进修。

  1997年,我年满七十,按规定退休了。退休后我依旧带着研究生,发表了一些论文。

  退休以后,几位师友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其中有人喜欢作一些诗,有古体的,也有现代的。我也想写一写,自己有什么想法和感慨,就写下来。久而久之,也写了不少,但多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话说我的别号“王打水”

  就和这“打油诗”有关。唐朝不是有个“张打油”吗?我觉得自己没什么“油”,只有“水”,所以自诩为“王打水”了。

  刚开始,我写一些打油诗,后来我也开始写一些相声、小品和话剧剧本。有原创的,也有改编的,实际上就是为了锻炼锻炼自己的脑子,不然恐怕要“生锈”了。我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题材都和时事相关,这也是我关心时政的一个体现吧。

  2006年,我学会了用电脑,觉得电脑真是个好东西。于是自己把以前的很多思考用电脑记录了下来,包括自己的学术思考和人生思考。没成想,写着写着,竟写了一本书。再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现在外面的年轻人都时兴写博客,写了东西大家都能看到,还可以讨论。我很感兴趣,也想自己开一个。学生就很热心地给我开了一个博客。我的博客是2008年开张的,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有什么新鲜动静,都会在博客上更新。以前,有许多民间的数学爱好者经常给我写信,与我探讨问题,不过都是挂号信往来。现在有了博客,我就叫他们给我博客上留言,或是给我发邮件,我直接在网上回复他们,觉得颇为方便。

  我这一生最大的教训是自己缺少坚持性、恒心。很多时候,偏于搞容易研究的方向,这当然跟客观环境也有一些关系。我喜欢自己自由发展,如果一个人很多方面都掌握得很好,东面来一下,西面来一下,能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一个人哪方面都不行,从这一边看,似乎那边有一点什么,从那一边看,这边又有一点什么,可弄来弄去,最终没有一个重点,也就出不来什么结果了。我自认为是介于这两种状态之间的。

  (全文完;整理:李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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