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永杰

　　上世纪60年代初，大伯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在省重点高中名列前茅，十里八乡没有能赶上他的。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吃上“皇粮”，是大伯梦寐以求的夙愿，也是整个家族的期盼。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坐落在古丝绸之路上，名叫“官路”的村落，自清兵入关后，就再也没有“出产”什么达官贵人。

　　不信邪的大伯刻苦学习，非要在这个几千人的村子里弄出点动静——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可能是他的命不好，生不逢时，上高二时，一大家人的吃饭成了大问题。奶奶愁得头发白了好多，不得已将小叔送给山里人换粮食。大伯当时是个懂事的孩子，看到这种情况，起早贪黑，打柴送到城里给自己挣学费。

　　然而，他终是没有抗过自己的命。到了下学期，奶奶实在是拿不出学费和干粮供他念书了。大伯的梦破了、心也碎了，含恨辍学，一气之下到邻村一大户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并改姓换名，很少与家族人往来。这成了奶奶最大的一块心病，临终了还念着大伯的小名，觉得对不住他。

　　恢复高考[微博]制度以后，村里每一年都有学习较好的年轻人向高考冲刺，可最终没有一个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时，村里的迷信思想开始抬头，有的认为村里的坟地风水不好，有的认为村头少了一座庙宇。看着邻村的一些青年考上大学，官路村的人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终于，也不知是老天开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个沉寂了几百年的村落又开始沸腾起来。班主任告诉乡亲们，“我考上的希望很大”。

　　一向不信鬼神的父母也坐不住了。在我高考前夕，母亲不知从哪弄来了菩萨像，天天晚上拜。高考之后分数没出来前，我对自己也没抱什么希望，认为以前比自己学习好的人大[微博]有人在，加之有“官路村青年逢考不中”的怪圈，对考试成绩也就不怎么当回事。反而是母亲一天到晚坐立不安，比我还着急。公布成绩那天，母亲早早就做好饭，催我去学校看成绩。

　　刚出村口，我和同村的同学就看到有一家出殡，当时心里就“拔凉、拔凉的”，不想去了。同学问为什么，“这不明摆着吗！‘死翘翘’了，去了也白去。”终究没拗过同学，拖着沉重的脚步恍恍惚惚到了学校。“600分，超过本科线二十几分，考中了。”我跳了起来。1998年，官路村有了第一位大学生。

　　这下，全村沸腾了。村长下令，村里出钱，包电影放映3天。从此以后，“官路村青年逢考不中”的迷信思想没了“市场”。大家把精力更多地放到了如何教育好下一代上，没人再提迁坟、修庙的事。临上学走时，我特意到奶奶的坟前，给她磕了3个“响头”，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父母从此成了村里的名人，村里有大事吃饭时，都和村长一桌。家里经常还要搭上烟或饭接待前来咨询如何教育孩子的，父母来者不拒。每到这时，他们就成了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只是村长“惨了”，当年“牛皮吹大了”，说只要谁家出了大学生，就掏钱放电影。结果，乡亲们后来年年都有好几场电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