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分制学费”，其推行必须为利益相关方创设权利博弈的程序平台，让学生及家长[微博]充分表达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意见。

　　山东试点高校“学分制学费”引发争议，7所高校将过去固定的按学年收费改为弹性的按学分收费，“学分制学费”不得超过“学年制学费”110%。有学生及家长质疑这无异于变相涨价。

　　高教改革原本就是社会焦点，一旦涉及钱的问题更容易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究竟是教育改革中的必要一环，还是高校打小算盘寻求合法化的“涨学费”，在缺乏对高教改革准确评估的前提下，或许很难轻易下结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公众的敏感进行探问，并由此反思教育制度改革的得失。

　　首先应当追问学生及家长的担忧因何而来。恰如教育学者所认为的，学分制改革是高教改革的一个系统性工作，其核心在于选课制改革，即为学生提供适配的个性化课程菜单，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自主权。因而决定这一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把课程菜单设计好并加强教学管理。但在最核心的改革环节用力不多的背景下，就急于推出收费制度改革，这样避重就轻的“单兵突破”，当然会引起学生及家长的担忧，尤其是上浮10%的裁量空间，很可能给高校学费涨价提供合法化借口。

　　收费机制的科学性，首先是建立在教育主体教育质量的改观基础上。联系到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种种弊端，在高校与民众之间信任关系极度不稳的情况下，高校将收费机制作为改革的先行内容，便很容易招致学生和家长对自己权利受损的忧虑。很明显，山东的改革方案并未充分顾及到这种大众心理。

　　更重要的是，教育收费，它还涉及到公民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实现，因而具有制度的公共属性，需要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我们不知道“学分制学费”改革究竟有多少民意基础，不过从家长和学生的反应看，显然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改革者的应有尊重。这种程序上的要求并不能因为改革本身符合国际潮流就可以忽略。

　　可见，即便“学分制学费”对于高教改革而言充分且必要，其推行也必须为利益相关方创设权利博弈的程序平台，让学生及家长充分表达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意见。尤其是“学分制学费”标准等级和升降幅度，更需要在博弈的基础上达成理性的妥协。只有在这样的正当程序基础上，改革政策的出台才具备正当性，也才能防止单方决策可能造成的权利风险。(本报特约评论员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