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岁老人谈90年前上大学经历:现在青年太苦

2013年11月11日10:16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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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你得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这样的教育不同于后来的“填鸭式”教育。

  ■周有光

  当年,我考大学很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微博])。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而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所以,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就对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也没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开过。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考试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不叫你猜,不同于现在考试的“捉迷藏”。

  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的是,那时考圣约翰大学每年录取多少人没有名额限定,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则一个也不收。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较多,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了宿舍。

  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准备拍照用的西装,但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们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微博]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大概九百年前就有了,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这是科学管理,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

  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二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体会到高效率。那时,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中国人办公的方法也远不如美国人有效率。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你得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其实,英文很容易学好,只要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而今天的学生事件都被浪费掉了。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

  (《我的人生故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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