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

　　填堵相关漏洞、出台相关政策扼制“高考[微博]移民[微博]”的权宜举动，可以理解。同时，如何甄别不同情形，以达到整体相对公平，考验的则是政策的“智慧”。

　　每年高考前夕，围绕“高考移民”，都免不了种种口水仗以及悲喜剧。最近的一个事例是：一个孩子，原籍安徽，2008年和父亲一起将户籍迁到内蒙古。在北京就读小学和初中，在湖北黄冈借读高中，其间在内蒙古一中学建立了高中学籍和考籍，并于2013年在该校就读4个月。按照内蒙古2013年的规定，必须在本地连续就读满2年，才可在户籍地参加今年高考并报考本科，否则只能报考高职高专院校。

　　事情说穿了很简单。本质上，这是人性与政策的一个博弈僵局。

　　当事的一方，户籍迁移，就读三地，辗转四省市，情况不算多见。家长[微博]千方百计“顺应”政策，为孩子“创造”有利条件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

　　在政策范围内，追求效益最大化，符合人之常情。而从宏观的角度，如果众人皆循此而为，东家食而西家宿，在教学高水平的省市求学，而在录取分数低的特大城市或边远地区考试，对后面这些地区的原住考生而言，便不公平。但与此同时，目前城市人口流动和迁移已是常态，公平还意味着给真正的“漂二代”以机会。

　　理想的公平，当然是教育质量、录取率的普遍均衡，甚至是各公办高校质量的相对均衡再辅之以高水平的民办高等教育，使绝大多数人都无继续深造之虞。问题是，达成这一理想状态需要漫长的过渡期。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现实，那么，填堵相关漏洞、出台相关政策扼制“高考移民”的权宜举动，便可以理解。同时，如何甄别不同情形，以达到整体相对公平，考验的则是政策的“智慧”。好的政策是个聪明的筛子，它维护了合理人群的利益，也通过其威严宣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边界”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的法治生态并不理想，存在“有法不依”或“暗度陈仓”的不良先例，给人以打“擦边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侥幸；另一方面，我们的法规条例往往变动不居，缺少衔接性——这种衔接，既表现在法规的不停变化上(比如内蒙古的新政，是2013年出台)，也表现在不同省市之间缺少必要的协同上。

　　媒体关注的这一具体事件，正是法规制度长期模糊和变动的后果。譬如，如果家长能明确预见今日之结果，当初肯定不会如此行事。现在，被动中的家长只能诉诸法律，是非自然会由法律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对孩子的影响不可避免，毕竟距离今年高考只剩下不到10天。我们祝愿这个孩子有个圆满的结果，而在法规建立起自身的威严以及民众建立起对法规的敬畏之前，可以预见还会有其他人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