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之前，村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读高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孩子最想读的是中专。初中毕业直接报考，三年后分配工作，这要比读高中划算得多。中专的分数，要比高中高很多，而且只准应届生报考。初中毕业，一般是16岁，这是最好的年龄，考不上中专，就可以在家里学种田，或者学徒，出去打工，都是很好的选择。
等到我考的时候，中专突然取消了。父亲当时给我们两条路，要么努力考上高中，要么就借钱买一辆拖拉机，可以跑跑运输。我和弟弟就发奋学习，我们的目标是考大学。这在村里简直是一种创举。在我们之前，村里只有一个人拥有大学学历，他还是工作后进修的。
读高中是一种赌博。如果高考(微博)失败（概率达95%），等于白白损失三年。村里和我同级读高中还有一位同学，他成绩比我差，只能上普通班。我虽然读 的是所谓重点班，但是三年后和他的结局一样，都是失败。我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很少掉出前5名，但是那一年只考上一个本科。我选择了到邻县的重点高中复读，而同村的这个伙伴，评估了之后，放弃了。他回到村里，同年龄的人都到外地打工了。他不想外出打工，变得孤单而沉默，后来他在邻村一个私立小学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每月工资300元。
打工潮刚刚开始，外出务工的人，从最初每月四五百，到后来挣到七八百，而两三年后，他的工资还是三百。每年春节，他都会到我家，向他的老师也就 是我的父亲拜年，寒暄之后，便也没有太多话说。很快，他就结婚生子，日子变得更为艰难。私人小学的代课老师永远月薪三百元，又没有转成公办教师的机会，又过了几年，他只有辞掉小学教师的工作，到外地打工。他开始一段迟到的旅程，那些同龄的打工者，已经为家里挣了一栋瓦房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很感谢自己那决绝的性格。我看了自己的分数，可以读个大专，晚上回家告诉父母，我必须考上本科以上院校，准备到邻县的重点高中 复读。第二天，父亲就把家里那头母牛牵到镇上卖了1500元，这将是我一年的复读费。到了那里我才知道，有一大群像我这样的，甚至有些人，本来已经过了重点线，仍然选择复读。我们的年龄普遍18岁，虽然无知，但都把命运攥在自己手中，进行人生最大的赌博。这个复读班有120人，挤在三间大教室里，最终将有20来人可以考上重点大学。
那时，没有人关心分配到河南的招生名额是否太少，也没人嫉妒北京的孩子能更容易地考进大学，一切自己不能决定的事，都是浮云。每天五点半起床， 晚上十点睡觉，过着机械复制的生活。高考完，大家根据答案估分，然后填报志愿。有相当多的人和我一样，填报志愿根本就没和家人商量，就像打牌一样，那是自 己的最后一张牌，甩出去，一切就注定了。那些成绩排在80名以后的同学，基本上就没希望了。每个月都会搞模拟考试，那些排在最后面的同学，毫无希望可言， 但仍勉强维持住笑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当然，即使是不识字的农民，也都关心考试的公平问题。分数出来后，我超出一本线，而和我同时高考的弟弟，也上了二本线，一时间震动乡里。舅舅赶 过来，劝父亲赶紧找人送礼，免得被别人顶替——这样的事，时有耳闻，这就是大家关心的公平问题。不管名额有多少，竞争多惨烈，只要自己考的分数能算数，结 果就是最好的。父亲当然不为所动，他根本不认识什么招生办的人，也无钱可送。
农村人关心的公平，是那种法律意义上，也是最纯粹的。只要没人替考，没人作弊，考上后，没有人冒名顶替，高考就是最公平的制度。不管你家境如何，身份如何，大家都是同台竞技，输了就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这里的“人”，更多是指那些和自己同考场的，或者是认识的熟人，而不是远在北京的陌生人。如今人们开始讨论每个省分配名额的问题，我才发现，河南的一本录取率是全国最低的。当时，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战斗啊。
和舅舅不同，我和弟弟都对录取的公平性深信不疑，相对分数来说，我们填报的志愿都偏保守，这给了我们信心。每天晚上，我们守在借来的一台收音机 前，听播音员播报录取名单，我们先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几天后，父亲从镇上带回了《河南日报》，在上面的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
从事媒体工作，我也经常写文章批判应试教育。太太常在一边嘲笑：你难道不是应该感谢应试教育吗？我竟难以反驳。我常常忘记自己那一年的复读生 活，只是偶尔，在我精神紧张的时候，它会潜入梦中。最常见的场景是，考数学，感觉题目自己会做，但是却怎么也解不出。铃声响起，只有无奈交卷，这时梦也就醒了。张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