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日本对“只认分数”的大学入学考试带来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和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大肆口诛笔伐。在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这样的“考试地狱”现象高度相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优越起来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围绕教育如何适应经济高速繁荣，日本社会进行了大量公共讨论，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
陆 一/供图上世纪70年代的考生多数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从战败的低谷到不断上升的青少年时代，在稳步上升的社会环境下同时也面临着各方面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形。他们的父辈则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二战中幸存，并成为参与创建战后新社会的中坚力量。父辈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不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后获得的成功。所以不仅出于慈爱之心，父辈们有理由对应试苦读、对人为设置考分选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产生强烈怀疑。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答复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作者： 编辑：马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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