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再也不会忘记刚刚过去的这个2000年12月(编者注：2000年12月4日和27日，刘工昌老师文章《当老师还有什么意思》、《刘工昌老师再说实话》分别在本版见报，引起强烈反响)。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教师，如果没有这个12月，我所做的将和我过去的许多个日子一样，累完一天后安静地看着太阳从窗子的东头落到西头。我从来没想到针对任何人或机构，我所写的只是一种浓缩了的普遍现象。我要做的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或机构来使自己出名。我也是父亲，我非常理解天下父母爱自己孩子的拳拳之心。我有很多私心，但在为孩子们的将来、为老师们现在的处境着想这一点上，我是真诚的，我的焦虑也是真诚的。

　　记得罗伯特·菲利普在他的《潜能致富的哲学》里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爱斯基摩人曾受雇于美国的一个探险队，为酬劳他，他被带到纽约作一次短暂的访问，他惊讶于那里他从没见过的各种壮观和奇迹。回家后向村人激动地述说了他所见的一切，可他的族人冷淡地看着他，一个个走开了。从此后村人为他取了个绰号“说谎者”，他一直背负着这个绰号死去，甚至他的真名都已被人忘记。后来探险家阿拉斯姆森探险时带了一个叫米泰克的爱斯基摩人同行，米泰克访问哥本哈根和纽约后回家。他想到了“说谎者”的悲剧，就聪明地不把真相说出，改而说出令他族人可能接受的故事。在族人心中，他是个诚实的人，邻居对他很尊敬。

　　我也许更像那位愚蠢而真诚的“说谎者”。其实，只要是浸淫于基层教育时间稍长一点的人都清楚，我所说的那些事儿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还谈不上冰山一角。只不过，大多数人会选择做那个受人尊敬的米泰克。

　　对此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我还是个孩子，属于人们不愿和我们交朋友的70年代出生的那一茬。

　　的确，我们没有6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仿佛与生俱来的沉重深邃的气质，也不具备下一茬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放浪形骸。因为缺经历，我们的叹息常显得空洞；因为有顾忌，我们的洒脱更像是做作。我们似乎注定了平庸，最多也就是在前人的阴影里挥舞几下淡淡的手势。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丧失了面对希望的勇气。更多时候，我们只得把怀疑的话吞回肚里。

　　在传媒时代，教育更像是一张被过度曝光了的照片，我们在过多地迷恋它的奇异时往往忽略了它的本质。

　　教育是叫人学会生存，但这不该是一种纯技术的能力，还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可是我们是怎么教的呢？

　　我们小时候得到的教育是社会多么美好生活那样迷人，给孩子们的信念是“永不怀疑”。待真正长大后才发觉现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些人心理失衡开始仇视社会，更多的人则乖巧地把自己化妆起来，利用体制的漏洞寻找自己的空间。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听真话，但在生活中要讲真话却是件极困难的事，讲真话的人常常处境艰难。

　　我主张，也希望，在新世纪，更多地让我们的孩子在教育中看到生活的真实。还是那句话，现在的孩子所知晓的远比我们成人想象的要多。(刘工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