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的出现在我国有千余年的历史，但以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则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西方传入我国的。我国地下保存的丰富历史宝藏，使近代考古学自在我国出现的那天起，就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扎下了根。今天，在我国的科学百花园中，考古学已成为一株枝繁叶茂的奇葩。

　　一

　　在过去的七十余年间，中国考古学经历了从初创到发展的过程。

　　1949年以前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期间发掘的地点虽然不多，但有几个地点的发现已永垂史册。如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北京人”化石；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山东历城龙山镇发现的龙山文化、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的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河南安阳发现的商后期都城；以及陕西宝鸡斗鸡台、河北易县燕下都等遗址，初步揭开了古代中国、特别是史前时期古代文化的面纱。

　　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探索人类起源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任务。在这之前曾在印尼的爪哇岛发现了命名为“爪哇人”的古人类化石，但因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没有共存遗物，它的进化地位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北京人”的发现，特别是我国学者裴文中在1929年12月发现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和随后发现的大量打制石器和用火遗迹，使直立人的存在得到肯定，并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3年在周口店山顶洞发现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化石，其体质形态与蒙古人种颇多接近，为蒙古人种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由共存的磨制石器等遗物，推断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早在1899年发现的甲骨文，经过多年的调查，终于探明它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1928年开始了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在前后进行的十五次发掘中，发掘了宫殿区、王陵区，出土了刻辞甲骨、青铜器、陶器、骨器、玉石器及马车等重要而丰富的遗存，证明这个规模巨大的遗址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故址。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的确认，使学术界认识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还有更早的文化遗存存在；特别是在安阳后岗发现商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三个文化层叠压关系，第一次明确了中原地区在商代以前，还有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发现所提示的三种遗存的相对年代，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过，这些发现还没能建立起完整的中国考古学体系。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二

　　从1950年开始，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发展时期。由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与研究，使我国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随着基本建设项目的大规模进行，埋藏地下的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的文物大量出土，使考古学家们不停地进行清理、发掘。这一期间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令世界的学界人士震惊不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考古学本身也从理论到实践、从发掘方法到研究手段、从学科门类的配置到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从成果的刊布到与历史研究的结合乃至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合作，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全国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建立起旧石器文化早、中、晚期发展变化的谱系；发现的直立人(如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早期智人(如大荔人、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等)、晚期智人(如山顶洞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等)化石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揭示了在这块土地上曾经生存过的人类连续进化过程中演变的轨迹。我国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化石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人类起源的研究方面，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可上推到两百万年前，而年代更早的古猿化石也在我国不断发现，因此我国有学者提出：位处东亚的这块土地是人类又一个重要起源地区。这对传统的人类起源非洲说无疑是个挑战。这些发现，反映了远古人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艰苦劳动、生生不息，走过了漫长的路，并在距今两万年前后开创新生活的史实。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各省、市、自治区均有发现，总数超过一万处，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不少于五十个。其中不少遗址已经发掘，并用碳14方法进行测年。在对各地史前文化及其年代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排出的史前文化谱系，使人们对史前时期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活动、居民的分布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考古工作者提供的实物说明，早在一万年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已经发明了原始农业，烧造出陶质器皿。而且，我国是栽培水稻的故乡，改变了过去流传的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在七八千年前已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产品格局，还出现了家畜饲养、原始纺织等。六千年前的木构建筑上出现了榫卯结构，发明了夯筑技术，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堡；在长期烧造陶器的基础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彩陶文化；用铜铅锌矿冶炼的早期黄铜的出土，表明已经掌握了原始冶铜术。到了五千年前，先民们发明了青铜铸造工艺，铸造出青铜工具。还出现了桑蚕饲养和将蚕丝用于纺织的史实。至少在四千年前，文字已经出现。这时期夯筑的城址已发现了数十座，面积在几万平方米至二十几万平方米不等。到了三千年前，面积达十几平方公里的大都邑出现了；都城内外有大型宫殿区、墓葬区、平民居住区以及烧陶、制骨、铸铜、制玉作坊等等，并且已有一定布局。出土的双轮独辕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已在各地往来。铸铜作坊中用浑铸、分铸技术铸造出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具，其品种之多，应用范围之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青铜时代进入繁盛时期。

　　三

　　考古学以古代留下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不同。它在取得这些资料以后，要按出土时的不同层位，进行整理，作分期研究。考古分期所含的年代信息十分可贵。从前不久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可以看出，夏商周三代年表的建立，是依据夏商周遗址的分期研究成果，采选含碳系列样品，经碳14测年得到的年代系列(它与考古分期序列完全一致)为基础架构起来的。中国考古学在二十世纪末为解决夏、商、周三代年代作出的贡献，显示了中国考古学的成熟，也说明考古学在解决我国历史的疑难问题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提出的是，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冶铁业在东周时期有了长足进步。至公元前四世纪时，铁质的工具、农具已大量使用，对社会生产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秦汉帝国的出现，使冶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初出现的铁制品叫块炼铁，这是在较低温度(约一千摄氏度)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法炼出的铁，在西周晚期即已出现。东周时期出现了用块炼铁在炭火中渗碳而锻造成的中碳钢、高碳钢制品，还掌握了淬火技术。至迟在春秋晚期，我国已出现生铁。生铁的出现，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生铁可以直接铸造器件，广泛用于各生产领域。同时，用炼炉冶铁，使大量生产和铸造较复杂的器件成为可能。长沙窑岭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鼎就是用白口生铁铸成的。不久，还发明了生铁柔化技术。已发现战国时期多处冶铁遗址，出土了冶炼炉、鼓风管等遗存。登封古阳城发现的冶铸遗址中，残存的炉基部分直径尚有一点四四米。汉代的冶铁炉的炉型更是数倍于此。

　　考古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果，对我们认识秦汉乃至唐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出现的繁盛局面不无好处。从铁器出现以后的两千年间，我国一直处在铁器时代。以铁金属为原料制作各种生产工具，用于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当时我国的冶铁业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冶铁业的兴盛，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历史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少见的辉煌成就。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对汉唐两京的城池宫殿的发掘进行介绍。至于被称作世界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两千年古尸不腐的马王堆汉墓以及发现金缕玉衣的满城汉墓和明十三陵中的定陵等等，均为读者所熟悉，毋须多述了。

　　回顾中国考古学在二十世纪中走过的道路，使我们看到了一门年轻学科的成长过程。随着它的发展而分出的众多学科分支，表明它像一棵小树那样成长，已经枝繁叶茂。由于它的发展，还带动了其他学科早期历史的研究，诸如农史、建筑史、冶金史、纺织史、陶瓷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等。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考古学家挖掘的一条条探沟，犹如凿开了一条条时光隧道，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远的过去。历史长河的涡流把古人创造的辉煌变成废墟；在考古学家的手下，腐朽的遗痕也能神奇地予以恢复，从废墟中再现历史的辉煌。它使国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的许多业绩，也让外国人士从中更好地认识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它和其他学科一起，让人们认识到中国人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为人类文明的创新、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着自己的贡献。 (殷玮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