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台湾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有《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等。因与丈夫安格尔共同创办、主持著名的“国际写作计划”，于1977年被300多位世界知名作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下文摘自其自传《最美丽的颜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我认识梁实秋先生，正值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在60年代初，生活宛如孤岛。我在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两校教创作，在台大校园和大厦山上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我枯寂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再就是和海音、孟瑶一同于周末去梁先生家。

　　梁先生家一片春风，甚至他家帮佣的小姑娘名字也有“春”意：春绸。那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名字之一，至今难忘。梁先生、梁师母都是美食家。我们去他们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师母将给我们吃什么：饺子呀，薄饼呀，炸酱面呀，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食物。他那时已有糖尿病，只有望食兴叹，浅尝即止。我们可乐了，不但吃得好，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他是很好的演员。他妙语如珠，睿智之中透着孩子般无奈的天真，仿佛是报复我们那几个白吃：你们不准我吃，好！我就讲笑话，笑得你们喷菜，笑得你们流泪，笑得你们告饶。海音和我都爱笑，孟瑶也笑。梁先生的妙语，我们的笑声，巡回不已，皆大欢喜。梁先生用笑话代替炸酱面，才不致“馋”得很痛苦。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单身汉的故事。

　　某君从美国学成归国，找不着女朋友。他长得不错，只是个头太矮。他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找到女朋友。于是他将由美国带回的四百美金视若生命。他买了个特制的夹层皮带，将美金塞在两层之间，用拉链封好，日夜绑在身上。他外出购物，拿不出钱，就进厕所，解开皮带取钱。因此，他需要钱的时候，必上厕所。久而久之，有人知道了他的秘密。有天晚上，鬼使神差，他睡觉前把裤子连皮带一起顺手搭在椅背上。半夜醒来，裤子不见了。他到处寻找，在院子里找到裤子，皮带不见了，四百美金不见了。他从此发奋赚钱，身兼数职，非常节省，吃饭用鱼内脏下饭(我们正吃梁师母亲手做的鲜肉饺子)。他存了许多钱，还买了四栋房子出租。他每天必去看看房子，摸摸房子的砖头。但是，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因为他太矮了吧。他便订做了双高底鞋。在人多的场合，他必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还有什么毛病呢？单眼皮，他去医院动手术割眼皮。医生得从他手臂上割下一块皮，粘在眼皮上，要等手臂的皮在眼皮上粘牢了，他才能将手臂放下。一连好几天，他举起手臂贴在眼皮上。眼睛成了双眼皮，仍然找不着女朋友。

　　梁先生说那是真人真事。我们逼着问：是谁？是谁？他笑而不答。梁先生讲笑话时就是那副真真假假的神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否讲的真人真事。那简真就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嘛！

　　吃喝谈笑之中，偶尔也谈文坛旧事。我们巴巴地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那时他们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对那些身为作家的“人”，远比任何文坛事件有兴趣。例如，我们会问：“冰心是什么样儿？”梁先生笑笑，想起了他的秋郎时代吧？“长得不错。”他没多说。从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

　　梁先生那时还没从师范大学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对外界的事也似乎没兴趣。我和海音、孟瑶似乎也为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添了点儿乐趣，每过一阵子，他们就邀我们去玩。只有文蔷一家从美国回去看两老的时候，他们就不理我们了。那时我觉得梁先生挺寂寞的。

　　1964年，我由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和梁师母。

　　“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

　　“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我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蔷。

　　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虽不多，但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给我这海外游子无限鼓励和温暖，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

　　1972年，我和安格尔去西雅图，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杨牧(那时候他还叫叶珊。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躺在我爱荷华家中地板上，手指自己鼻尖说：“我，叶珊，二十五。”)已从麻州大学转到华盛顿大学去教书。他邀我们和梁先生夫妇相聚。我们一起开车去文蔷家接两老去一中国餐馆。八年不见，相见特欢。梁先生和安格尔一见如故。我隐约感觉到两老都有些异国飘零的心情。他们非常钟爱女儿，也非常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他们说，女儿女婿太忙，忙得他们心疼，要帮忙吧，又插不进手，而且，女儿女婿也不要两老动手。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心，在美国全无法表达，宛如交响乐中的钢琴、小提琴，各自美则美矣，却无法合奏起来。

　　从那次见面以后，就没再见到梁先生、梁师母了。那已是16年前的事了。我们仍然偶尔彼此写封短简，就是我到国外去，也告诉梁先生一声。1974年春，我和安格尔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三个月，也到了台湾，梁先生梁师母仍在西雅图。六月回到爱荷华，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写给我的惟一一封英文信，为的是要安格尔也立刻看到，不必经我翻译。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梯子击倒去世了，那天是4月30日。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写的，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读着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挣扎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

　　几个月之后，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告诉我他在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女士，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我将信译给安格尔听。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我们也告诉他，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了解、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我和安格尔就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和谐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又是迫不及待地，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个恋爱中的惨淡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证，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给人保证、给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就因为这点儿“脆弱”，梁先生才更可爱、可敬、可佩！

　　梁先生返台以后，我们通信渐少。知道他在台生活很好，也就心安了。据马逢华先生来信说，梁先生去西雅图还问起我近况，马先生说很好，大概他也心安了吧。他在马先生那儿看到我的一本书：《爱荷华札记——三十年后》，马先生说他“爱不释手”，带回台湾了。1978年，我回祖国大陆探望我的哥哥和妹妹，安格尔和两个女儿薇薇、蓝蓝也同行。30年后又饮长江水，心情激动，口到爱荷华，在百忙中，一口气写出了《爱荷华札记》。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专程回去“寻根”，姐弟俩从重庆坐船，经三峡沿江而下，回到每一个我们生长的地方。战乱的苦难，家庭的变故，儿时“不知愁滋味”的嬉戏，我们重新又“活”了一遍。每到一地，见到亲朋故旧，真个是“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应该回内地看看。直到1978年才成行。那年我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和梁先生有不寻常友谊的冰心。她是我想象中的模样：一座非常典雅的象牙小雕像。年代久了，象牙雕像变色了，但还是细致得逗人喜爱。她爱说：“是吗？”尾音往上一扬，眼角、嘴角轻轻一翘。她说话很好听，一个个字珠圆玉润地溜出来。她谈到文革以后第一次文联大会：“我去了，见到好多老朋友。有的人残废了；有的人身体很弱；有的人拄着拐杖上台去讲文革受迫害的情形。台上哭，台下也哭。”

　　我也见到梁先生的朋友沈从文先生，那是1980年，在一个作家宴会上。年轻人已不知沈从文是何许人也。一个年轻人带着姓名地址去接沈先生来参加宴会。字条上“沈从文”三个字写得模糊不清。年轻人挨门挨户找“沈从文”，总算给她找到了。沈先生听人唤他“沈从文”，大概只有苦笑吧！我在多年前曾将《从文自传》的片断译给安格尔看。他十分佩服沈先生。宴会上有一位红光满面、微笑不语的老人。我要安格尔猜他是谁。安格尔猜不出来。我对他耳语。

　　“啊，沈从文！”他大叫，热烈握他手。

　　我发现沈先生很少吃菜。他说平时只吃面条，吃很多糖。

　　我问：“为什么吃那么多糖呢？对您身体不好呀！”

　　沈先生笑眯眯地说：“因为以前我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没有成，从此我就爱吃糖。”

　　梁先生，这些都是您想听的话。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讲，满以为见面时可以告诉您。但您已经先走了，又是迫不及待地，走得那么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