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软件角度来说，举世公认，中国人聪明，中国人才济济，中国人肯吃苦，最适合做软件，但是直到现在，印度软件上去了，荷兰、爱尔兰出人意料地超过了印度，中国软件仍然落在后面，差距越拉越大。这里有一种说法，说印度和爱尔兰是英语国家，中国人讲中文，拉了中国人的后腿。总之，好像在中国文化里面，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习惯，当事情不能办好的时候，总喜欢寻找几条不能办的客观理由。这样做，实际上是对自身弱点的掩盖，不敢自我剖析，不敢自己穿帮。现在大家讲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但如果将来一旦办不成中国硅谷的时候，是不是又会有人站出来讲一套客观的理由呢？与其那个时候讲没有用的客观理由，不如现在冷静地做一些分析，与美国的硅谷比较一下，中关村的高科技园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哪些可以比硅谷做得更好。中国人应该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做我们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1982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已经有硅谷了，但是硅谷也不怎么样，并非像现在这样如日中天，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只知道有硅谷，有惠普公司，有施乐公司。他们那个时候发明了鼠标，在计算机工作站上用窗口的系统也是他们发明的。到现在，Windows这样的系统风靡全球，特别到90年代Internet的发展，更使得硅谷成为世界IT中心以及世界的信息的发源地。硅谷创造了经济的奇迹，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硅谷的文化。

　　文化是一种内涵，听起来抽象，但它是有本质的东西，中关村与硅谷在文化理念上的差距，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讲创造性。硅谷这种精神与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结合，导致了新风险企业不断地涌现，不断地壮大。体制健全的风险专业集团，包括风险事业资本，个人投资者，会计和法律事务所，金融顾问，投资银行家，他们不仅在资金方面，而且在经营指导方面，给风险企业提供支持，因而培育产生出大批的21世纪的成长型企业。现在有不少资金愿意投向高科技，也有不少创业基金在支持中小企业，但是这些投资的行为与风险事业的理念是很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健全的风险投资机制，即使有点创业板和二板市场，也难以像硅谷那样形成朝气蓬勃的IT产业。

　　二、讲包容性。人才是企业最大的财富，像IBM的郭士纳，英特尔的葛鲁夫等，这些人都是鼎鼎大名的。这些人都非常有个性，他们在美国，在硅谷，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使他们所管理的企业进入了顶峰。

　　不能追求想法的整齐划一，这样会使创造性的发展受到某种抑制，导致社会缺乏气度和勇气，有才华的人走到一块也很难志同道合。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但一山至少可以容得虎、豹、熊、兔、狐狸共同生存。我们的企业文化应该多一些包容性，相互理解和尊重，能够人尽其才，各尽所能，使得真正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硅谷的包容使得世界各地的IT精英能够到硅谷工作。中关村的包容也应该能够使得中国和世界的IT精英们到中关村来创业。

　　三、价值体系。硅谷注重工作结果，就是说尊重市场创新的价值，硅谷没有吵闹和喧哗，一切似乎很平静，但是激烈的竞争隐藏在每日每时的工作当中，人人都在追求一种实现自身价值的目标。评价一个企业，人家就问你，你的商业模式如何，你的管理团队怎么样，你的产品市场定位怎么样，你的竞争对手是谁，重要的客户是谁。一切都是实实在在。而在中关村，某些观念并没有广泛被接受，似乎强调科技，就是强调技术，而常常忽视了市场需求和市场目标。这样即使天天讲技术创新，原动力仍旧显得不足。

　　另外，硅谷有没有不如中关村的东西呢？一定有，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归国的有志之士，要从硅谷跑到中关村来创业呢？他们都有一颗中国心，但是一定还有在此之外更重要的内在的原因，如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IT市场发展空间广阔等等。总而言之，中国大地是一片晴朗的天，优秀的中华儿女在开创我们事业的未来。我们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是经国家批准的唯一一家专门从事计算机科学和软件技术研究、软件开发的国家研究机构，从1999年初开始，软件所开始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一方面集中一支优秀的研究人员，针对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要开展信息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将主要的科技开发力量投入到软件技术创新和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建立信息产业基地，为发展中国的民族软件产业做贡献。

　　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做了，而且做得还很有成效，像软件所这样存在双重的历史重任在硅谷就没有，这就是中国特色，如果我们做成功了，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软件所的文化讲求创新务实，鼓励创造精神，软件所文化的包容性在中关村也是有名的，软件所既有那么多的院士和老一辈的科学家，又有那么多的优秀年轻科技精英，现在又涌现出一批头脑智慧、精明能干的创办企业的年轻的精英们。我们要学习人家的硅谷文化，我们也在努力地实践中国的硅谷文化：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充满创业精神的中关村。中科院软件所所长冯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