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是一个应该被牢记的年份，无论它是作为20世纪的尾声或者21世纪元年。

　　许多人还记得1999年岁尾时是如何用欢笑与泪水迎接这个崭新的年份的。“新世纪，新希望”，20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太沉重了，我们期盼一个更轻松更有活力的新世纪。

　　这一年的许多事情因为有了新世纪的映衬而显得格外醒目：反腐反倒了成克杰；西部大开发让养在深闺的西部越来越引人注目；别忘了申奥，申奥成功的社会意义与万千商机让政府和人民都全力以赴。

　　一切都以一种良好的态势发展着，我们终于可以不必像原来一样紧锁眉头与忧心忡忡：入世在望让政府、企业、个人都跃跃欲试，国企已经开始扭亏为盈，悉尼奥运令中国人也开始唱主角，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现在可以采摘自己一手播种的果实。

　　没有什么比想象未来更加令人激动，也没有什么比年轻更加让人生畏：21世纪给古老的中国一次年轻的机会，尽管2000岁末联合国宣布2001年才是21世纪之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历史夹缝的一年将激情暗暗酝酿。

　　2000，阳光普照；21世纪，激情飞扬。

　　2000年是反腐败年

　　张平：我要触及的是社会深层矛盾

　　2000年史无前例的反贪风暴使“人民作家”张平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所著《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等作品以直面现实、鞭笞腐败著称。2000年10月，《抉择》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据此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在全国各地热映，票房创纪录。12月，山西省授予张平“人民作家”称号。

　　新周刊：包括像成克杰这样的高官纷纷被拉下马，可见2000年反腐败的力度加大了。

　　张平：我觉得反腐败的力度不是体现在所惩治的官员有多大，而在于能够在政府行为、市场行为、企业行为中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从面上来说，这反映反腐败有了进展，但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腐败的蔓延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包括文化、道德、意识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可怕的是腐败的感染以及人们对腐败的麻木。哪怕是有一点很小的权力都要去制约别人，去谋小利益，觉得有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下边的很多省市在讲到反腐败的成效时总说惩治了多少多少贪官，这都是面上的工作，老百姓没有什么感觉。只有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很有力度的惩治的氛围之中，只有干部真正体会到受到了制约、监督，反腐败才真正落到实处了。

　　对国家来说，这么大的高官第一次被拉下马，是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事件。它表明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说明腐败的发展已经进入高层，并引起了最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腐败对改革、社会进程的阻碍已经非常严重，已经到了一个不反不行的生死关口。

　　从上面来说，是有这个决心；从下面来说，人们对腐败的憎恶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需要寻找一个情绪的爆发点，需要宣泄。《生死抉择》的出现可以说是引起了上上下下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对执政党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把党心和民心结合起来，只有文学家、艺术家才能完成。新周刊：很多人看您的小说总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没有想到现实的严峻到了这种地步。

　　张平：有人跟我说，张平你的运气好，撞到点子上了。2000年反腐败是重头，

　　《生死抉择》轰动一时；反黑的问题提上日程，反映黑势力的《十面埋伏》又要火一把了。还有人说我的小说有超前意识。

　　其实不是那样。像《抉择》，我是1995年下去采访，1996年完成写作。事实上在1995年的时候，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圣洁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的腐败，其实已经大量发生了。而且腐败已经呈现出网状、制度化的特点，把可能涉及的人员都纳入到体系当中，危害性非常的大。只是由于舆论公开的力度不够，大量的事实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知。在把《抉择》改编成电影时，有关部门的态度就比较谨慎，担心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改动也比较地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释放，更多的事件被披露，人们已经认识到，腐败确实无处不在。

　　还有《十面埋伏》所反映的社会黑势力、具黑社会组织性质的问题，现实的情况实际上更严峻，更触目惊心。2000年抢银行的案子很多，《十面埋伏》里也写了罪犯在警察召开公判大会的同时公然抢劫银行的嚣张行径，这就是根据真实的案例写的。警力对这些人已经没有威慑力了，只好靠老百姓自发地抵抗；但抵抗也在削弱，比如说一个小偷被抓住了，可第二天又放出来了，这对社会的打击太大，摧毁了人们对社会的信心。

　　我记得一个哲人说过，“对民主的最大危害不是来自专制，而是法律意识的瓦解”。一旦老百姓丧失对国家机器的权威感，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情绪，这非常危险。

　　新周刊：对于“人民作家”的称号，您怎么看?一个作家，除了写作之外还要承担起反腐败的重任，是不是太沉重?

　　张平：压力非常大。授予我“人民作家”称号是一个组织行为，事先我也并不同意，但既然授予理由是说我的作品贴近现实，我也就坦然接受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反映社会问题，把一些矛盾、变化及关系的错位揭示出来，引发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的功能已经达到了。引起人们的共鸣是文学家、艺术家的事，让社会真正往前走、朝健康的方向发展是政治家、社会家的事。我觉得作家应该为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叫好，比如说这样一个消息：在乡一级进行民选，政务公开，并向县一级推广。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决策。

　　新周刊：还有人说您是“反腐作家”。

　　张平：我不认可这种说法。像我以前也提及的，一个作家，只要他想写现实题材，那他必然会触及腐败问题，因为腐败无可回避，经济、生活、上学、就业、提拔，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甚至是情感领域，也回避不了。包二奶的大多是腐败分子，金钱和权力来得太容易，结果一个是资金外逃，一个就是恶性、畸形消费。

　　另外，腐败在我的作品中只是一个表层，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切入点，我要触及的是社会深层的矛盾，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及人际关系的急剧变化，腐败是各利益群体之间激烈争夺的结果。如果要说什么东西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那应该是能触动他们神经线的东西，绝不仅仅是腐败那么简单。(笔录：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