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伪满洲国》，上下两册，近七十万字，说是宏篇巨制，至少从篇幅上看，应该是不夸张的。

　　而它给予我的感受，似乎应该这样描述：对于期望于此看到一个给予我们惊奇的迟子建的读者来说，我想，他们是要失望了。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对于热爱《树下》、《秧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等等以往作品的读者来说，《伪满洲国》依旧是他们所熟悉的，老朋友一般的风格，正如作者自己在本书的后记中所描述的：“记得那天花去了整整一个白天，才写下并且确定了《伪满洲国》的开头：‘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我觉得找到了《伪满洲国》的叙述基调和语言感觉。……”这是一个十足的“迟子建式”的开头，细腻而感性。这无疑也是《伪满洲国》这部近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基调，读罢全书，我无法不对作者的描述发自内心地予以认同。

　　然而，同时冒出的一个念头是：对于一部近七十万字的历史题材(从书名上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归类)的长篇小说来说，这样的基调是否有些过于轻灵？这正是这部作品带给我的最大遗憾。

　　掩卷回顾，在众多的人物(其中不乏栩栩如生者：比如吉来，比如胡二)，繁杂的事件，甚至是精致的细节(比如衣服的质地与颜色、月亮与晚霞的光芒等等)之外，我无法找到与书的名字相契合的那种沉郁厚重的历史感。或许是书的名字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令我们在阅读之前便产生了一种既定的期待，而这期待是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而言的，或许是应当予以调整的？

　　不过，公正地说，这部书或许应当有个副题，比如东北民间的生活一类，似乎更恰当些。至于是否是在“伪满洲国”时期的，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说，也并不是十分必然的。因为这里的很多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发生多么紧密的联系。生存和死亡、离别与聚首、幸福与不幸、追寻与逃避，这样一些文学永恒的命题，是什么时代都可以演绎的。

　　在作者的笔下，它们仿佛是恰巧发生在那个特别的几年间。而与这些永恒的命题相映照的是，当作者的叙述进入到一些特定的情境时，比如对伪满洲国宫廷生活，特别是伪满皇帝溥仪及其周围的人的描写时，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是十分容易体察到的。还有诸如对于抗日联军的征战、对于侵略一方的日本军人的个体的描写中，这样的力不从心与陌生感，同样地显而易见，当然他们也就远不如吉来与胡二们的生活那样精彩而生动了。迟子建并不是一个擅长构筑情节大厦的“讲故事”的人，相对于小说的情节，她的小说中的人物、细节以及小说的总体的精神气质往往更能给予读者深刻的印象。这大约也是她的中短篇，特别是短篇小说更为出色的原因。

　　而这样的特点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却有着无法弥补的缺憾，尤其是类似《伪满洲国》这样的小说。相信作者对于自己的所长与所短有着清醒或是本能的体察，所以在《伪满洲国》中，她选择了让众多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片断式的叙述方式。

　　这从某种程度上掩饰了作者题材驾驭上的无力，而使许多片断读来意趣盎然，也令总体来看有些不必要的冗杂的细节描写在片断中熠熠生辉。但这样的方式对于小说应有的厚重的历史感的沉淀也恰是一种伤害，由此也透露出作者与选择的题材之间的天然的隔膜。在当今中国文坛，迟子建无疑是风格极为鲜明的一位作家，只是过于鲜明的风格往往也会成为一种禁锢。这恰恰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人都是有限的。(陈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