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大约在夏秋之际，红军将领陈赓秘密在上海养伤期间，曾与鲁迅先生有过接触。这接触主要是由冯雪峰安排的。据陈赓将军1956年回忆，其中过程大约是这样的：

　　“到上海后……当时我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苏区的情况，我曾经给他们讲了一些我们红军在反国民党‘围剿’时的战斗故事……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同志，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了下来，后来他们送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非常兴奋，他听说我正在上海治病，便几次和冯雪峰讲，邀我到他家去谈谈。”

　　后经冯雪峰的安排，并在冯雪峰的陪同下，陈赓与鲁迅先生有过一次会面。会面的具体情况，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已有详细介绍，整个情况流传较广，这里不赘述。陈赓将军在1956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鲁迅先生那天兴致很好，特地请他的夫人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莱，我们在那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才离开。但究竟谈了些什么，“可惜时间相隔太久，许多细节和谈话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追忆了。”

　　据这些材料看，陈赓与鲁迅先生的确有过一次会面，这已毋庸置疑。后来，人们还得到了确切证据，这就是从鲁迅先生遗物中寻找出的陈赓将军所绘红军战斗形势图。但这幅图展览公开后，又引出了鲁迅与陈赓还有无第二次会面的问题。

　　七十年代左右，老作家楼适夷先生在鲁迅博物馆陈列柜中，见到这张鄂豫皖形势图，引发了自己的回忆。楼适夷后来在文章中说，在1932年秋天，“有一天，雪峰来通知我，因鲁迅先生有意写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约一位从苏区来沪养病的负责人谈谈，宣传部(上海临时中央的宣传部)决定派你陪去，明天上午由朱镜我同志先陪他来你的地方，然后由你陪他去鲁迅先生家里。”

　　楼适夷先生说，当时冯雪峰并未告诉他陪同的人是谁，按照地下党的纪律，他也没有询问所陪人的姓名。事情结束几十年后，他见到了这幅形势图，才知道所陪去的人是陈赓。因为“那张草图，正是我在旁亲眼见他在先生的书桌上绘制的。”

　　因为自己的记忆，楼适夷就在1974年4月到绍兴瞻仰鲁迅先生故居时，谈了自己对馆中所绘鲁迅与陈赓会见的画面的看法，认为图中衣服画错了。不是夏季衣服，而应是秋季服装。并说当时是自己陪去的。这话传开之后，就有研究者写信去问重要当事人的冯雪峰。但冯雪峰对楼适夷的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

　　“再约第二次见面事，我没有留下一点印象，但我想，鲁迅先生如要再找陈赓谈话，是以后随时可以约的，当天谈得很久，也似乎没有未谈完而须续谈的事情。”并且明确否定了楼适夷曾参加过会见。

　　再据陈赓将军回忆：“他(鲁迅)本来约我再去谈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

　　楼适夷先生根据自己的回忆，于1978年5月写出《鲁迅二次见陈赓》一文，认为冯雪峰说自己没有参加会见，指的应是第一次冯雪峰陪同的那次，而据自己回忆，还应当有鲁迅与陈赓的第二次会面，那就是自己陪同的这次。证明一是当时自己在旁听到所谈内容是有关红军作战情况，苏区人民生活、军民关系等等；再就是这张草图，因为这是楼适夷亲眼见陈赓在鲁迅先生处画的。

　　两位主事人都回忆仅有一次会面，而楼适夷先生虽仅只自己一人记忆有第二次会面，但草图的证据却颇为充分。为此，笔者根据两方回忆文字，查翻了1932年全年，尤其夏秋季节几个月的鲁迅日记。鲁迅先生日记主要记事，对人物来访等一般都有记载。但没有见到有关楼适夷陪同会面的记录；但这也并不能完全证明没有第二次会见。因为在该年的日记里，虽然有关于冯雪峰数次来访的记录，但在冯雪峰提供的会见时间里，鲁迅日记里也没有留下一点记载。这大约有鲁迅先生的谨慎在其中。因为会见的人物是特殊的，安排是秘密的，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没有记入日记也很正常。那么，关于楼适夷先生说的第二次会面没有记载，是否也是因为同样理由呢？

　　鲁迅先生与陈赓有没有过第二次会面，在鲁迅研究中应该不是个太大的题目。但作为史实，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弄清此问题，眼下大约只能通过实物或其他有关者记述或回忆查寻；再可否将这页草图字迹请相关部门与陈赓将军当时其他尚存文字相互比较，这样，或许这个问题就会得出恰当的结论。(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