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580万人的工程技术队伍，有210万名工程师，数量居世界之首，但我们相应的工业总产值只是美国的七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我们工科每年有30万人补充到3000万的“高级专门人才”大军中，数量亦居世界之最，但我们的国民经济人均年产值只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四十分之一、世界平均值的八分之一。

　　日前，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呼吁，中国应当重视发展高等工程教育。报告在工程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德洛尔报告起草组的中国专家周南照专门撰文予以阐述，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先生也专门发表看法，以示担忧。

　　中国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含金量”不高，不被重视，已成事实，于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即使获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却并不“高级”。在大学和科学研究单位，有些人没有当上“副教授”、“副研究员”，却成了“高级工程师”，甚至其中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也获得了这个头衔。

　　去年12月8日，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由浙江大学牵头，中国科技大学、东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参加的合作研究成果《重点理工大学培养的人才素质要求与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改革实践》，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

　　作为结题报告的执笔人，王沛民教授对重点理工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长达4年的研究。他认为，造成以上现象，诚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中国工程教育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们的工程师虽然有世界第一的规模，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上，观念比较落后、目标比较模糊、教育制度和教育计划存在缺陷，导致了中国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教授直言，中国工程教育目前至少在三个方面应当改革。

　　工程教育有学术化倾向

　　成熟的工程教育认为，工程既不是单纯的技术，也不是科学的附庸。“科学家发现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还没有的世界。”

　　工程的科学定义是，工程是关于科学知识的开发应用和技术的开发应用的，在物质、经济、人力、政治、法律和文化限制内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有创造力的专业。

　　但是，中国工程教育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似乎从来没有充分考虑过。近20年来，在基础工业依然落后、国有企业处境困难的现实中，工程教育却把自己委身于科学教育，走着学术化的道路。

　　在课表上，硬的实的技术性和实践性内容继续削弱，而软的虚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内容不断增加。

　　高校的教师也偏重写论文、做课题、评奖。在一些理工科高校，搞研究的是一等人才，上课的是二等人才，而从事实践教育的教师则属于三等人才。而相当一部分课题不关乎国计民生，技术含量不高，虚的成份太多，学生也只满足于在计算机前搞搞虚拟实习。

　　教育目标应当明确

　　一些发达国家的工程教育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都以培养为国家所用的专业工程师为己任，并且对培养目标有明确划分，分为工程师、技术员和技术工程师，其培养则分别由工程教育(EE)和工程技术教育(ETE)两个系统承担。

　　而我国的工程教育以“高等”二字概括，没有明确细分的工程人才目标，只有笼统的“高等教育人才目标”以及“一般的教育目标”。偶尔有“毛坯工程师”、“现成工程师”、“理论工程师(大学培养)”、“现场工程师(大专培养)”的讨论，但未达成共识。

　　在世界工程教育史上，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工程教育的目标，美国工程教育协会曾于1963年至1968年对“工程教育目标研究”进行了长达5年的研究。但是，工业相对落后的我们却没有把其当成一个问题加以重视。

　　教育目标的模糊，带来认识上的模糊。我国的重点理工大学，也不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是培养现代工程师的摇篮。对重点理工大学的很多学生而言，学习工程，其目的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深造作准备，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好地谋求非工程专业，比如转向经济与管理类的方向。实际上会有多少人去从事实际的工程工作，大家并不在乎，也不在乎是否够条件去承担工程师的专业职责。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某飞机制造企业，竟然好几年招不到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流工科院校的学生。

　　工程教育需加强系统规划

　　作为高等教育一大门类的“工程”，是一个范围广阔的主修领域，除了提供以传统的土、机、电、化、管(工业工程)及其衍生的若干工程分支领域为对象的工程教育计划，也提供计算机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科学等新兴学科相关的教育计划。换言之，今天的工程师教育计划，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要有深厚的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懂得环保、规划、高科技等等。

　　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些教育计划，有多种可供选择的类型：单一主修计划、主辅修计划、双学位计划、合作教育计划、学硕连读计划，甚至有满足个别学生需要的特别计划。工程和工程教育界对教育计划联合执行严格但不死板的鉴定制度，学校在管理上也实施灵活而充分的学分制和选课制等制度，为新工程教育计划的生长和学习内容的组织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加之大学与工业界、科技界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其工程教育计划已适时调整、扩充乃至重建，从而能最快地适应乃至引导“市场”的变化，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

　　但与发达国家工程教育改革的开放性和深刻性相比，我们的工程教育在行政管理上仍有着比较鲜明的计划体制的色彩。发达国家已经把工程教育置身于全球经济背景，但我国工程教育在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步伐依旧比较缓慢。很多学校工程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长期分家；专业或学科的交叉和相互渗透比较少；教学计划虽再三修改，学科知识仍显陈旧，有些教材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变化；教学及其管理虚多实少，很少有人去做艰苦的试验、总结。教师的主要精力在言传上，学生的主要精力在考试上。

　　从本质上来说，工程教育既不是学术问题，也不是行政问题，而是政府、社会(人才的用户、人才的家庭或资助者)、学校多方共同参与的教育规划问题。

　　王沛民教授说，科学可以去学，技术可以去买，但结合了科学技术的工程，则不是勤奋就能学到、花钱就可买到的。因为工程，无论是人工物的原创，还是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因时因地因人造化，它既是有形的物质的，也是无形的精神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把造物和做事的“工程文化”推上了与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同样重要的位置，泰坦尼克下水、阿波罗登月与爱因斯坦、莎士比亚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在人类文明的新时代--技术时代，工程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工程师作为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创造者、新兴产业的积极开拓者，担负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重任，因此，负有培养“未来的中国工程师”之责的中国工程教育，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积极面对自身的种种难题，努力探索自身改革与发展的更有效途径。(罗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