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13日，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获得那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部分日本人第一次觉得应该认真读一读他的作品，于是大街小巷都在兜售大江的小说，各国也在仓促之间组织翻译大江的作品。许多人在读了大江的小说之后，都有点如坠雾中的感觉，感到确实有点什么，但到底是什么呢，又说不清楚。这就是大江一再追求的小说精神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的追求是一条曾经十分荒芜的道路，世俗的阳光使得这条道路上杂草丛生。

　　大江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日本人的代言人，青年时代热衷于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索尔-贝索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由于在东京大学的法文系就学过，因此曾经通读过萨特的法文原著，在思想上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然而与安部公房不同的是，大江对于存在主义文学的吸收大部分是文学技巧的方面，在他的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人文理想主义，追求人类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对于日本传统的重视，一切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都从本国出发。这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的文体和语言是最日本式的。

　　大江的文学理论始终围绕着“模特儿”这个中心语词，他认为如果要把握现实就必须有模特儿，通过模特儿我们就可以清楚的了解过去和现在是怎样发生作用的，这些模特儿的人生处境折射出现代人类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处境。从大江所广泛涉猎到的两个主题“战争遗害”与“核恐惧”我们可以隐约把握他的人文主义脉络，这个古老的文学传统在大江身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当它照射在日本国土之上时，全世界都将为之侧目。长崎、广岛的受害者畸形的身躯，仍然摇晃在他们的家乡，而他们的声音淹没在机器轰鸣的时代大潮之中，大江借城市游走青年之口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通过脑功能障碍者光这个人物，描写核武器造成的悲惨后果。而在《个人的体验》这部近乎自传的小说之中，主人公鸟面临脑残疾婴儿的生死抉择时--或听从情妇劝告，借黑市堕胎医之手埋掉病儿；或接受医院建议，为病儿施行脑疝气手术以拯救其生命--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这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同将会留下严重脑疾的儿子共度生涯，从而把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大江成功的把局部的个人的遭遇放大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塑造了“鸟”这个战后的典型，而这正是大江个人遭遇的变形，作为脑疾儿童的父亲，大江拥有有关脑疾儿童日常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但如果没有对于写作的长期经验，是不可能创作出《个人的体验》这部被广泛接受的作品的。作者创造性的运用西方小说的技巧，在结构上将现实溶解在虚构的环境中，用作家的想象力去反抗主流意识对个体的消解，竭力捍卫边缘人生存的空间，让人们在迥异与日常的状态之中体验到自身的历史性的悲哀。如果说川端康成在稍纵即逝的感觉世界上建筑起文学堡垒的话，那么大江健三郎就是粉碎了人们对于外界的普遍认同，对现有文化作出关键性的质疑，并且用怀疑筑起了一座座堡垒，他们来源于过去的经历，也根植于想象的世界，是现代人对自身的反省。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令人大为惊异。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在《个》中人物认识与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解消了。这恰恰是大江世界观上的特点所造成的，因为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大江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善恶矛盾，而且作为脑疾儿的父亲，责任感使他不能作出相反的选择，一方面是现代人对于残酷现实的逃避，另一方面是一个父亲对于自身力量的自信，勇敢如大江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做探讨，因为这是信念与责任的范畴，任何讨论都将削弱信念的力量，从这一点上说大江是个自信的盲从者，作为一个父亲他得到了应有的赞扬，而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没有针对读者关心的问题付出努力。这个懒是大江为自己偷的，因此他没有对三岛由纪夫的批评做出回应。(许志翔 青年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