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的这本《北京病人》，封面即印有该书所含的真实人名若干，名职何业，这就有点儿难下手，说深说浅都有所碍，官司是埋伏下的。

　　也许是真名与体例，《北京病人》让我想起南朝宋刘义庆著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鲁迅评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北京病人》也记言，不走玄不走远不走冷不走峻，也记行，不走高只走瑰、简和奇。《世说新语》凡三十六门，一千一百多则，所以鲁迅推测是刘义庆主持，由其门下文士撰集，有道理，因为刘义庆是南北朝时南方的宋国的皇族。《北京病人》呢，也是一则一则，计一百四十八则，张弛与人与己有默契，所以写得逶迤环转，十分耐看。

　　《世说新语》记的都是实有其人，所言所行，不言而喻也是实有而非杜撰。比如脍炙人口的“雪夜访戴”，说有一天夜里下大雪，王子猷，也就是书法家王羲之第五个儿子王徽之想起戴安道，也就是东晋的画家雕塑家戴逵住在剡溪，于是乘小船即刻便去，走了一夜，到了戴安道的门口，没敲门就又回来了。有人问王子猷您这是怎么回事？王子猷的回答很有名：我是乘兴而去，兴尽而归，何必要见到戴安道本人呢？

　　不过后人考证，却是当时王子猷做了黄门侍郎，这黄门侍郎在东晋是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的，有关系即可不必有才，戴安道是个率性之人，十分瞧不起王子猷。所以事情变成王子猷明知戴安道不会见他，只是趁下大雪走一遭，到门口折返回来，跟人家说我这只是率性而为，何必要见到戴安道呢！这王子猷沽名钓誉也真是一绝，让戴安道连知道都不知道就给自己做了名士广告。《世说新语》记王羲之的几个儿子颇为势利眼，没人降得住时，穿高底儿拖鞋，漫不经心，请他们坐坐，说“有事，不暇坐”，活脱现在人说我忙着呢没空儿坐。王献之善写字，与其父并称“二王”，可见人哪里就如其字了。

　　《北京病人》记的也都是实有其人，记言记行，则是我们现在说的“段子”。饭酒于茶之间，以快言论，愉悦情境。其中的病人，我多有认识，读来忍俊不住，我猜不认识这些病人的读者，读来也会忍俊不住，因为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基本相同，讽刺与幽默，灵犀相通。不过《北京病人》流溢的一种无奈，“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张弛写来，却是兴致勃勃，算是一种积极的无奈吧？

　　比之《世说新语》，彼时的世道真叫一个乱，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不好混，能出头的是土匪流氓，军阀豪强，门阀大姓。诸葛令和王丞相争论，王说大家不称葛、王，而称王、葛，意思是姓王的比姓诸葛的牛，诸葛令说我们说驴马而不说马驴，意思是驴比马强了？魏晋造成名士风气之后，假仙就多起来了，《世说新语》里记王孝伯说，做名士不必真有才，只需做出无事闲散的样子，酒往死里喝，《离骚》背熟，就可以了。

　　矫情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只不过我们当下的矫情，有一股子哈喇了的温猪油的感觉。《北京病人》里的病人未必没有矫情，但是张弛写来却没有，无疑是写家走得深，让人读着暗暗诧异。

　　《世说新语》的世道虽乱，倒还有一些执。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和姑家的鲜卑婢女有性关系。后来姑家搬去远处，阮咸借了头驴狂追，与婢女共骑回来，说“人种不可失”。也有气极败坏的，王述吃鸡蛋，用筷子扎，扎不着，一生气就把鸡蛋扔到地下。鸡蛋到了地下滴溜溜转，王述就用脚去踩，又踩不着，气得眼睛暴出来，抓起鸡蛋塞进嘴里，嚼了之后再狂啐出来。还有吝啬的，王戍自家的李子品种好，卖的时候怕人得了好种，就把每个李子核都钻了，要知道这王戍官至司徒，广有田亩。

　　《北京病人》比起上面的例子，实在是没有什么病了。应该是张弛的品性风度俱佳，早年又写过诗，所以一则一则之中，意兴绵连，不愠不火，惜墨如金，好看不累。我突然又想到网络文学，本应是这样性情，不料大家都舍不得不弄成文学，就有点儿累。(阿城)

　　张弛作品：《北京病人》(长篇小说)，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17.00元；《夜行动物馆》(短篇小说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13.00元；《像草一样不能自拔》(散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9月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