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50多岁的大舅妈开始向我打听谁是王家卫的时候,我真心真意地开始为她担忧了。舅妈打听的原因是某一天晚上她兴致勃勃地号召女儿去看《幸福时光》，没想到我那上高中的小表妹嘴巴一瞥:“干吗看那个呀，一个字，俗！有时间看看王家卫，人家那才叫……”

　　大舅妈虽然年过半百，但在亲戚里一直以新潮著称，听女儿这么一说，意识到事态严重了，连女儿这么的推崇王家卫都没听说过，肯定落后于时代了。她大概瞅着我好歹算受过高等教育，赶忙一脸求知欲的不耻下问。我只能耐心的告诉她，王家卫是香港的一个导演，他拍了好多片子有《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还有《春光乍泄》。大舅妈得到了答案，心满意足的走了。我想她面对女儿的诘问不会再手足无措了。

　　同样让我担忧的还有我们大院看门的大爷，那天经过他身边，听他正跟一帮老伙计吹呢：“嘿，《花样年华》嘛，就是那个在戛纳得奖的，听说特棒……”

　　有一阵儿好像不说说花样年华就有点跟不上潮流，早上一进办公室，刚落座，对面的那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就边剪指甲边对我说：“咳，我昨天晚上又看了一遍《花样年华》，都快哭了。

　　张曼玉的旗袍真是好看，可惜，她干嘛不跟梁朝伟走呢。哎呀还有那天她来参加首映式可惜我没见着。你听说了吗，听说王家卫是香港特另类特有名的导演，跟王晶差不多级别的呢。”看我呆呆没什么反应，她嫣然一笑就开始跟其他人讨论起那个小孩是不是梁朝伟的儿子为什么叫庸生呢。

　　其实我是在想该怎么回答呢，说我觉得王家卫最好的电影依然是《春光乍泄》，而《花样年华》最糟？

　　说《堕落天使》里李嘉欣的网眼袜和酒吧点唱机里1818号歌曲《忘记他》，还是说阿根廷的瀑布和那些过期的凤梨罐头，讨论一下失恋后吃掉它们是否还有力气去跑步，或者会变成哑巴？

　　《花样年华》让我失望了，虽然很早就开始等了，那时候身边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花样年华是个什么东西更不知道王家卫是何方神圣。从电影网站上零零散散的消息到报纸上怯怯的出现几行字，直到现在是理直气壮大张旗鼓的宣传整日占据娱乐新闻头条，《花样年华》我还是去看了，但已经不想再去琢磨什么。(杨不过)

　　可我不敢这么说。

　　大家都另类了都小资了都格调了都王家卫大岛渚阿巴斯了。谁要是敢说王家卫一个不字，立马就被大家称为农民，就知道看张艺谋那些农村题材作品。大家说着先锋戏剧欧洲电影熟络的就像家门口的香烟摊，并且把这作为一个不同于大众的欣欣向荣发展起来的组织的暗号。当然一个人要是能在王家卫之外，再对吴文光贾樟柯等人稍加评论更佳，他立即会让大家刮目相看。

　　《花样年华》里还是出现了2046的门牌号，这是典型的王家卫式的小把戏，只是，我还需要等《2046》吗？据说里面有王菲木村拓哉金城武，最近听说章子怡也要去了。我想这大概会是场灾难，不过大家又可以在一段挺长的时间里有个共同的谈资了，而且显得很有文化。

　　后来朋友给我讲了个笑话，这让我对王家卫彻底释然了：上海一时尚漂亮“鸡”被抓住，手袋里装着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警察一看这叫恶心,问她：刚干嘛去了？她扬扬得意：看王家卫电影。警察顿时呕吐不止。

　　美国人为什么亵渎国旗？

　　我曾混在美国人中观看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国歌奏起，全场起立，不少人右手放在左胸上，一副虔诚，嘴里念念有词。当时我想，要是这时候跳出来振臂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怕是要犯“众怒”，说不定会有人高喊“打死他！”“打死他！”

　　西点毕业生以国旗、军旗为前导，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地齐步通过检阅台(西方军队现已没有正步，尽管正步始于纳粹德国)。

　　“越战”期间，美国政府到处拉壮丁，送他们去越南赴死。美国青年恨透了自己的政府，恨透了产生这种政府的国家。青年斯得特穿件国旗做的T恤衫，上面大书一字——“操”(Fuck)。

　　按事发所在州的法律，斯得特犯有亵渎国旗的刑事罪。斯得特不服，此案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斯得特的辩护律师不听友人劝告，故意在法官面前大声说出“Fuck”一词。

　　事后该律师谈体会，说是他之所以使用不文明语言，并非是对法官不敬，而是向世人表示，说此脏字并非大逆不道，即便是在最高法院说出来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他不说，反到会有人想入非非，以为这个字难以启齿(事实上，“Fuck”一词，美国上至总统，下至贩夫走卒，是人人讲，月月讲，天天讲)。律师的做法是技巧处理，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心理问题。此案斯得特胜诉，史称斯得特诉纽约州判例(1969)。在该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得出一条结论，任何州不得因人非议国旗而对其刑事处罚。

　　亵渎国旗虽是一种行动，但这是在以行动表示一种绝望和悲愤的心情，故被法官视为“言论”，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按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公民的言论和行为只要不构成“明确和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都受美国《宪法》的保护。但这个问题并非一锤定音，也远非尘埃落定，过七八年美国最高法院就要受理一次有关诉讼。

　　1989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一案。捍卫国旗尊严的斯蒂芬大法官认为国旗不容亵渎，其理由为“星条旗是国家和国家团结的象征。国旗是自由、平等和宗教宽容的象征”。但肯尼迪大法官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国旗也保护鄙视国旗的人，这一原则很痛苦，但是却是条基本原则。”这话不无道理。不是吗？法律也保护犯法的戴罪之人，即便罪犯触犯了法律。

　　斯蒂芬大法官的另一个理由是，亵渎国旗是一种错误的表达方式，如同不能在纪念碑上喷涂或投射标语。但问题是纪念碑是公共财产，而诉讼的当事人所亵渎的是自己的国旗。如果要亵渎别人的国旗，则另当别论。

　　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一案再次肯定斯得特判例，但却是一次险胜，五票对四票，只有微弱多数。而投票保护国旗尊严的大法官都是老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星条旗下浴血奋战，对国旗的感情非常人可比。不过，美国的自由、法治是强者之间的一种斗争和妥协(不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乞讨和恩赐)。所以即便是微弱多数，法院判例一纸即出，大家都遵守。而持反对者的观点也写入判决意见书，昭示天下，供世人点评。

　　当然，保守派(也称“右派”)是不甘心失败的，要等待时机再次出来较量。推翻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有两条路，一是由美国最高法院自己修正自己的判例；再就是由国会通过法律，更正最高法院的判例。美国法律的循环过程是，立法机构通过法律，法院可决定其是否符合《宪法》(不仅是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所有法院都有权审议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如果法院认定法律违宪，则国会可以通过新的法律，坚持己见。国旗之争已在美国最高法院内打过多次诉讼，但总以右派的失败而告终。既然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右派就试图在国会做文章，通过新的法律。

　　肯尼迪大法官访问中国时，有中国学者提到国会的这一新动向，意在羞辱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一摆手，意思是他们瞎掰，此辈的阴谋不可能得逞。无论肯尼迪大法官是否正确，国旗之争不会就此结束。

　　纽约的长岛有一处居民小区，居民们爱国热情高涨，不少居民在自家门前悬挂国旗，却招来了其他邻居的非议。亵渎国旗有可能是违法乱纪，这可以理解，但挂国旗何罪之有？过犹不及！这些爱国者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挂国旗。如此爱国热情，让同样爱国，但想用其他方式表达爱国情感的人很是受不了；在他们看来，如此大张旗鼓，有碍观瞻，形同视觉污染。

　　挂国旗的死活不肯把旗帜取下来，事情上了法院，又给法官出了难题。凡事涉及爱国热情，不好忘加评论。但要是有这样一个人，在你耳边千万遍呼唤：“我爱你”，即便他(她)的痴情不容怀疑，那也是很让人受不了的。(朱伟一)

　　社会主义好

　　我有一张被妥善保存在黑暗抽屉里的照片，在“社会主义好”的大字前，是五对年轻恋人相拥而笑。我在照片中还使劲踮着脚尖，以期和当时的男朋友看起来协调一点。

　　这是大一结束时照的照片。上面的女孩是我同宿舍的姐妹。刚进校们，我们有太多的新奇需要一同分享。我们一起打水，一起逛书店，一起去图书馆，还基本上在同一阶段有了各自的男朋友并开始恋爱。

　　大一的暑假将至，我们于是相约同男友们一起去八大处玩。爬山、野餐、照相，非常愉快。快出公园门了，才发现我们这么快乐的一群，竟还没有合影。当时已没有什么好景，且天色将暗。于是不知谁提议就在门口的花坛前照吧。那个花坛很朴素，墨绿色的草皮上嵌着工整的暗红色的五个大字“社会主义好”。而我们正好是五对恋人。我们觉得我们五对就像这社会主义一样，会一直这么好下去。

　　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现在看上去，照片上的人，在1991年那个夏季的夕阳中，真年轻啊，有的还极漂亮。大家都笑得那么开心。照片洗出来后，我们都非常喜欢，一人又洗了一张，还经常拿出来说笑，我因在照片里踮着脚尖，也不知被她们开过多少次玩笑。

　　后来没过多久，有一对恋人迅速闹翻。大家从此再也没拿出过这张照片。

　　现在再看那“社会主义好”下的恋人们，竟然到头来一对都没能“好”成。甚至宿舍里的五个女孩也因小事争吵，以致彼此感情冷淡，最后不欢而散再无联络。十年来，我总是从其他同学那里，听到同屋的消息，有三位已远渡重洋，去了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位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报到，但已嫁给了剥削阶级，主要任务就是保养容颜，抚育下一代。而我，仍有时会怀念第一个工作单位里大家叫我“小唐儿”时的亲切，现在，我早已习惯于同事叫我Janice。